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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南:播撒火种的人
来源:百色新闻网   2022-05-10 15:39:08

罗南,广西凌云人,有散文、小说散发在《广西文学》《花城》《作家》《美文》等刊物,有作品入选多种选本,著有长篇纪实散文《后龙村扶贫记》、散文集《穿过圩场》,曾获第八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、《广西文学》年度优秀作品奖。

1.凌云人黄伯尧

那时候,黄伯尧在村里教书。他常徒步翻过山头,去东兰县武篆圩玩,那里离他教书的地方不远,两地年轻人常来常往。他们聚在一起偷偷谈论时政,谈论《新青年》——韦拔群每寄回一份刊物,都会让他们谈论很多天。那在当时是禁书,是不允许看的。

书籍像一股暗流,从山之外悄无声息地流到东兰县,流到凤山县,流到凌云县,再从年轻人的嘴里流出来,在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急速奔流。黄伯尧能感受到这股暗流经过时,席卷而来的强大冲击力,那就是伙伴们在谈论这份刊物时,眼睛里的炽热。

世界被豁然打开了,黄伯尧第一次知道俄国十月革命,知道马克思主义,知道抗争,知道自由平等,知道在右江之外、在广西之外,还有着一个不同的世界。他感觉到内心翻滚,某一种无法说清的东西左冲右突,似乎在寻找出口。

黄伯尧没见过韦拔群,但他知道,那是一个厉害的人。袁世凯篡权复辟那年,他卖掉家里的田产,购买枪械,在东兰县、凤山县、凌云县招募了一百多名青年,千里迢迢赶到贵州,参加讨袁护国战争,此后再也没有回过东兰。关于他的消息,便只有他从不同地方断断续续寄回来的《新青年》。书被很多人传阅,直到起毛边了,韦拔群盖下的“愤不平赠阅”蓝色印章仍清晰可见。

袁世凯做不成皇帝,天下并没有变得更好。粤军、桂军、黔军、滇军,整天打来打去,争夺地盘和鸦片,每一支军队到来,都以筹军饷为名,加捐加税,大刮民财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杀人越货、强奸妇女、拉夫抬轿、强征劳力,这些军队不是匪,却比匪更凶。老百姓敢怒不敢言——稍有反抗,不是被割断脚筋,就是被开枪射杀,人的命卑贱得不如蟑螂。

武篆像一个终日缄默的人,只有到了圩日,才变得热闹起来。有钱人躺在烟馆里抽大烟,或是聚到街头大榕树下赌钱,赢的人、输的人,都将声音喊得震天响。山里人一大早扛来山货,就地摆个摊,蹲到一旁,眼巴巴地看着过往行人,盼望着有人能掏钱买走它们。欢乐的脸、愁苦的脸,叠成气浪,在街头纠缠翻滚。

到处张贴有告示,“公田款”“团防费”“刘邓捐”,黄色的纸、绿色的纸、白色的纸,风吹过,脱了浆的边角唰唰响,像一群悲苦的人在叹息。到处都一样,东兰县、凤山县、凌云县,或是其他别的县,苛捐杂税名目繁多,土地税、富力税、契约税、换契税、人头税、屠宰税、圩场税、牛马税、牌照税、房屋捐、户口捐、猪捐、牛捐、羊捐、军队开拔费、收容费、军队收缩费、维持费、军饷费、茶水费、草鞋费……沉甸甸地压到农民身上,没有人去理会他们是否能承受。这天下,终究是有钱人的天下,穷人连喘个气的空隙都没有。

集市里一阵骚动,黄伯尧抬头,看到一面红旗,很突兀地高高扬起。他从人群中穿过,走近了,才看清旗上缝有几个大字:实行社会革命。

是拔哥。有人说,声音里抑制不住兴奋。一群人向那面红旗拢去。黄伯尧猛然被这名字扎了一下,不由得激动起来,也跟着往前拢。

韦拔群回来了。距离他拉起队伍远赴贵州打仗,时间已过去了五年。关于韦拔群的归来,众说纷纭,有人说他在重庆坐过牢,有人说他是大总统孙中山的人,有人说新上任的省长马君武委任他做南丹县县长,他不肯,又委任他做东兰县县长,他仍不肯。他两手空空地回到东兰,联络了十八个昔日同窗好友,在武篆东里屯秘密组织革命同盟改造东兰同志会,雄心勃勃地提出“反对军阀、反对贪官污吏、反对土豪劣绅,改造东兰旧政治、旧经济、旧文化”。

扛红旗的一行人,走到街中心一张高桌子前,将红旗往桌旁一插,一个年轻人跃身跳到桌上。高桌旁挂有横幅,醒目地写着“广西不得了”,红彤彤的,火焰一样耀眼。桌子高,站到桌上的人也高,须得仰头才能看清他的脸。那是一张青葱的脸,面相斯文,却声音洪亮。

乡亲们,我们一年到头,辛辛苦苦地干活儿,还是吃不饱,穿不暖,这是为什么?原因很简单,就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剥削我们。他们不劳动,却吃得好穿得好,若不剥削农民,如何得来?我们农民要想吃饱穿暖,怎么办?只有一条路可走,就是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。

只一眼,黄伯尧确信,台上那人就是韦拔群。

韦拔群说的是壮话,武篆圩大多是壮族人。更多的人往这边围拢而来。几个年轻人穿行在人群中发传单,他们是改造东兰同志会的成员陈伯民、牙苏民、黄大权、黄榜巍等人。

像一间没有门窗的黑屋子,里面关着许多快要闷死的昏睡的人,韦拔群的奋力高呼,砸开了一道缝,人们才低头看见伤口,那么多年了,血一直在流淌,只是没有人敢喊出痛来。夜太黑太漫长,以至于,竟以为是寻常。

1921年,所有的灾难都是成倍的,滇军唐继尧部两次流窜到东兰县,老桂系刘日福旅和蒙仁潜部、邓祖贻旅也相继进驻东兰,这些军队刚撤走,土匪又来了,东兰境内满目疮痍,一直到年末,仍听不到一声鸡鸣狗叫,随处可见满地荒芜,人的心灰扑扑的。

韦拔群的话,让人们又惊慌又惊喜,议论声像风浪涌起,越滚越大。年老的人惶恐地说,这些话可讲不得呀,是要挨杀头的。学生们却听得一脸兴奋,眼睛里燃起两簇跳跃的火苗,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冲着台上大声问,你说打倒就真能打倒吗?他们有钱有势,我们什么也没有。黄伯尧认得,那少年叫陈洪涛,东兰县武篆区上圩村人,武篆育才高等学校的学生。

韦拔群看过来,眼睛里是笃定,他问,是他们人多,还是我们人多?

当然是我们人多。

那为什么还要怕他们?一根筷子折得断,一把筷子折不断。只要我们团结起来,一定能打倒他们。

黄伯尧内心原先四处撞击的东西,此时变得顺畅起来,似乎奔走了很长时间,终于找到出口。就像一条溪流寻找到另一条溪流,或是寻找到一条河流。见到韦拔群这年,黄伯尧二十六岁,韦拔群二十七岁。

1921年,在令人窒息的荒芜中,东兰县到底还是有些不一样了,改造东兰同志会的人分头到各地圩场散发传单、演讲、唱山歌。韦拔群等人编唱的革命山歌,风一样在民众中疾奔,所到之处,更多的山歌跟着生长出来,往更深更远的地方疾奔。日子真苦呀,苦得看不到头。山林是地主豪绅的,河流是地主豪绅的,田地是地主豪绅的,农民什么也没有——农民就只剩下山歌了,它潜藏在老百姓的血液里,快乐时,悲伤时,都会生长出来,葳蕤成林。因此,每个圩日,韦拔群的歌声一起,台下的歌声也跟着涌起,人们内心里的悲苦和愤怒,藤蔓一样迅速攀爬,交错盘缠成一整圩的藤蔓、一整村的藤蔓、一整县的藤蔓。

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改造东兰同志会中来。更多的凌云人翻过山头,走到武篆区来了。李秀三、罗福宏、李必栋,一些留下名字的人,另一些没留下名字的人,在1921年,纷纷跟着韦拔群走上街头,宣讲革命道理,揭露社会黑暗,在后来愈来愈激烈的斗争中,倒下,或者站起来。他们的名字后来被写进《凌云县志》里,很多人的年龄,停留在最青葱的年华。

1921年的冬天,在东兰人的记忆里是滚烫的。改造东兰同志会在武篆召开群众大会,天还没亮,各乡农民就闻讯赶来了,上千人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。韦拔群号召大家团结起来,共同抵抗捐税,会场里热气腾腾,每一双眼睛都是炽热的。沉重的捐税是农民的痛处,日子已经苦得太久了。

这年冬天,韦拔群和陈伯民被群众推举出来,去百色城找驻百色的桂军旅长刘日福交涉。两人翻山越岭,走了三天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刘日福面前,向他陈述东兰农民贫穷困苦的状况,请求免收捐税。这个小军阀倒也没有过多为难两个年轻人,痛快地写下了取消在东兰征收“刘旅开拔费”一万元的手令。很多人猜测,他是屈于理,或是慑于省长马君武与韦拔群的交情。

那个时候,刘日福肯定不会想到,眼前这个书生模样的武篆青年,几年后会掀起风暴,成为让他惊恐不已的强大对手。

三十多项苛捐杂税中,“刘旅开拔费”是最重的一项,交纳限期极短,一旦过期未交还要罚款,违交抗命的人,不是被抄家,就是被枪杀,老百姓苦不堪言。两个年轻人拿到手令,日夜兼程,三天的路程,只用了两天就赶回到东兰。很多年后,人们仍然记得那个圩日,韦拔群站在台上,年轻的脸庞闪着光,他高声宣读手令,台下欢呼声排山倒海。免征捐税的消息很快传遍东兰,传遍凤山,传遍凌云,传遍右江各地。每个人都感受到一种力量,它们撞击着人的内心,掀起狂浪。

关于这段历史,右江各县都有着许多记载,凌云人的记忆,便是从1921年这个炽热的冬天开始,从黄伯尧开始,然后才流水一样不停不断地往前奔淌。

1925年秋天,韦拔群在武篆北帝岩举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,很多年轻人从右江各县背着干粮、翻山越岭赶来参加。黄伯尧、李秀三、罗福宏、李必栋学成结业后,韦拔群把他们派回凌云县,在海亭、沙里、林里等地组织革命同盟,建立区、乡农民协会及农民武装。1928年,由韦拔群介绍,黄伯尧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凌云县第一个中共党员。1929年冬,由黄伯尧介绍,李秀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凌云县早期一批中共党员。一颗种子落地,生根发芽;更多的种子落地,生根发芽,最后蔓延成一片森林。

如今,时间已过去一百年了,凌云人仍在谈论黄伯尧、李秀三。那些事离我很近,它们从我祖父的嘴里流出来,从我父亲的嘴里流出来,从很多凌云人的嘴里流出来。它们流经的地方,少年时我曾跟随父亲去到过。

这些地方,离我家乡凌云县逻搂镇不远,徒步几个小时,或是一天两天,便也到了。这些村庄,有些划分到河池市凤山县去了,有些还在百色市凌云县,峰峦连绵,河流蜿蜒,被划分成不同县的人仍像过去一样,枝枝蔓蔓地走着亲戚。

‍2.敬告同胞

韦拔群打开箱子拿地契,母亲看过来,什么也没说,只轻轻叹了一口气。韦拔群说,阿妈,我们必须有枪。母亲便点点头。嫡母庶母在织布,织布机“吱呀”一声,木梭子鱼一样游过去,再“吱呀”一声,又游回来,要一直织到天亮,才会得到一整匹布。这些布是要拿到圩场上卖的。阿爸阿公相继去世后,这个家其实是三个母亲在支撑。韦拔群是长子,可除了一次次卖掉家里的田产,拿钱组织革命,并不曾往家里拿回一分钱。他心里愧疚,便又说,阿妈,相信我,革命一定会成功的。母亲便又点点头。

改造东兰同志会的宣讲越来越难了,每到一处,韦龙甫都派人来阻挠。韦龙甫是六哨团总,手下豢养有大批亲信打手,坐拥几百亩良田,是东兰财力最雄厚、最有势力的人。势力越大,越比别人更害怕风暴。改造东兰同志会成立不久,韦龙甫就看见风暴,他知道韦拔群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农民聚拢到一起,他们会把整个东兰掀起来。他决定在风暴还没形成之前,阻止并扼杀。

他们有枪。枪一拔出来,群众就慌忙四处逃散。韦拔群曾就读于贵州讲武学堂,在黔军驻重庆的张毅军部当过参谋,作为一个军人,上过战场,经历过生死,怎么会不知道枪的重要性。改造东兰同志会也应该有枪。枪是胆。有了枪,就有了胆,就有了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抗的资本。

母亲不了解这些,她不懂什么是革命,她只知道,儿子做的那些,都不是坏事。他表弟陈伯民,族里的几个堂兄弟,还有家里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,都跟着一起干革命去了。街坊邻居说什么都有,说韦拔群是败家子,迟早会把韦家败光;说韦拔群在大年初一出生,是天降真龙,注定是干大事的人。这些话,她听了二十多年,听倦了,便也懒得听了。

她疼爱这个孩子。家里的人都疼爱这个孩子。五年前,韦拔群偷偷卖掉田地,带一百多人跑到贵州当兵,他阿公气得病倒在床。田地是他的命根子。还没发家之前,全家人种着几分薄田,还每天起早贪黑,做甜酒、编草鞋、织雨帽,拿到圩场卖,一家人省吃省穿,日子仍难以过下去。也是老天爷开眼,妹妹有一次上山开荒,偶然挖到一缸古窑银,韦家这才转了运。尽管到后来,韦家的钱越来越多,房子越来越多,田产也越来越多,阿公仍节俭到小气,舍不得多吃一块肉,多点一根灯芯。家里每个人都须劳作,仍像过去一样起早贪黑——饿过肚子的人,一旦节俭起来,或是奢侈起来,都会比别人更狠。

本盼着这个长孙能光宗耀祖,不承想,他一次次败家。阿公气得叫人杀了一只白鸡给他送行,这是东兰壮族风俗,杀白鸡给人吃,就表示决裂。誓言发得狠,阿公想孙子也想得狠,嘴上不允许家人提孙子名字,可谁都看得出来,他天天想他。这个孩子也是倔,离家几年,果真一次都不回来,他阿公一直到死,也没能见上他一面。不管别人如何议论,做母亲的非常明了,她儿子心善,从小就看不得穷人受苦,尽管被打得狠,仍一次次瞒着他阿爸阿公,把家里的钱粮拿去送别人。心善的人总不会坏到哪里去。

韦家九个长工,有些是来卖劳力挣工钱的,有些则是因为还不起债务,需要用劳力来抵债。一个人的劳力偿还不完,就拿全家人的劳力来偿还,一家人搬到韦家,住在隔壁小茅草房里,一些小孩子跟随父母,在没完没了的劳力偿债中,长大变老。来抵债的人,只得吃饭,不得工钱。

韦拔群开始革命后,便宣布佃户耕种他家土地都不用交租,欠他家债务都不必归还,还把来抵债的长工给解放了,付清工钱后,送给每人两陌水田(以谷种计量,十筒谷种为一陌)让他们养家。蓝阿妈不愿走,说还能往哪里去呢?留在韦家,还有一口饭吃,回家只有等死,死了倒也罢了,往荒山野岭随便一埋,可又到哪里找“埋葬地金”给山主呢。

蓝阿妈是瑶族人,官吏豪绅从来不把瑶族人当人,不许穿白衣服,不许进学堂读书,赋税征得也比壮族人和汉族人重,还要为豪绅们无偿服苦役,打柴、抬轿、送丧等等,死后埋下地,还得给山主“埋葬地金”。

蓝阿妈舍不得韦拔群,这孩子她看着长大,有情有义,待穷人好,待瑶族人好。在韦家,除了老东家、大东家待人刻薄,恨不得长工一天到晚干活儿,几个太太都蛮好,这样的东家还能去哪里找。

蓝阿妈来韦家究竟有多久了,连她自己也说不清,她背着儿子小山来那天,小小的孩子在她后背,蹬着两只黑瘦的腿,哭得声嘶力竭。阿公坐在堂屋里抽烟筒,脸扭到一旁,一脸嫌弃,嘴里叨叨叨乱骂。他讨厌小孩子哭闹。如今小山都长成大后生了。小孩子不懂贵贱,双方大人呵斥多少次,主仆两家孩子仍混在一起玩,韦拔群常偷偷跟这瑶家母子回西山,学得一口溜熟的瑶话。西山瑶族人都喜欢韦拔群。他大老远爬上山来跟他们玩,还脱下身上穿的衣服送给他们。瑶族人心实诚,谁待他们好,他们就待谁百倍好。韦拔群跟很多瑶族人打了老庚——打了老庚就跟亲兄弟一样,大家就是一家人了。这次,韦拔群回来干革命,很多瑶族人都扛着粉枪跑下山来,跟他一起干,小山也跟着韦拔群去了。蓝阿妈无处可去,便继续留在韦家当长工。

日子越来越难过了。1922年春天到来时,“援桂军”总司令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,将入桂的粤军全部撤回广东,省长马君武被迫辞职。原先被击溃躲散在各地的旧桂系残部、游勇头目及土匪豪绅又蜂拥而起,各树旗帜,割据一方,自封司令、师长,委派县长,设关卡,征收钱粮,相互攻杀吞并,老百姓被各路“自治军”压榨了一遍又一遍。

村里有人交不起租,被韦龙甫吊到树上毒打,鞭子每落一次,那人就惨叫一声,最后像死去一样,垂着头一声不哼。围拢一旁观看的农民神色凄惶。韦龙甫就喜欢看到这种表情。他就是要叫这些农民害怕。明知道把人打死,也交不起租,可仍得往死里打。杀鸡骇猴,这个道理谁都懂。当然,就算人死,债也不会跟着死的。老子还不了,儿子还,儿子还不了,孙子还,一辈辈还。

东兰大部分田地和山林都是豪绅们的,农民们种的几分薄地,最后也会变成豪绅们的——他们总有法子,把这些田地都搞到手,不顺从的人,就诬说是土匪,或随便加一个罪名,押送到衙署去。农民们是打不起官司的,这哪有穷人讲理的地方呢?

东兰人要上衙门打官司,都必须先通过团总调解,调解不成再上衙门。东兰县署门前,每天都有一群差吏等在那里争领传票。一张传票每经过一个人的手,都会收取一道差费,到达被传者手中时,差费已高达三四十元,打官司的农民几乎没有不破产的。更让他们无望的是,这些官司,最后都归到韦龙甫的手里,无论有理无理,不送钱的人,最后都是败诉。东兰人都叫他“二衙门”。

韦龙甫喜欢听人叫他“二衙门”,他家里设有公堂、牢房,每次升堂办案,无论原告还是被告,都得给他送钱。他甚至专横到对农民的住房、穿着、行动、读书、婚事、丧事等都做了严格限制,强制实施连环保制度,以每十户为一甲连保,谁敢不遵守他的规定,全甲十户都要跟着遭殃,轻者吊打罚款,重者坐牢,甚至杀头。

没有田地,农民们只得去佃耕田地,把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收成交给地主,余下的粮食填不饱肚子,就上山挖山薯、找野菜。日子仍过不下去,就去借高利贷,付出百分之七八十甚至百分之百的年利,到期还不了,还要利上加利。还不起债的人,就被抓去当苦工抵债,或是被逼着卖儿卖女还债。

省长走马灯似的换,县长走马灯似的换,东兰县每新来一个县长,韦龙甫都带着厚礼去拜访。他曾是刘日福手下的连长,有刘日福这座大山靠着,还要去巴结官吏,结交豪绅土匪。他要把这些势力都抓到手里,相互结成牢不可破的网。农民们都恨他,他知道,可那又如何?每一种势力都长有利齿,轻易招惹不起。

这个世间,有的只是不同的命。

韦拔群却偏不信命,他要为穷人抗争。改造东兰同志会的人都不信命。1922年春天,右江各县很多山村学校的老师都收到了一封信,里面是一张约一尺见方的传单,题为《敬告同胞》,是韦拔群等十一位东兰公民会的人,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的名义印发的。多年后,这些青年教师变成沧桑老人,坐在自家门前,给年轻后辈摆起当年参加革命的事,仍不忘提起这份传单。这是东兰农运最早的文献,一个世纪过去,后人阅读这泛黄的纸笺,仍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满腔热血和澎湃激情。

各位同胞请听:群等因愤世之不平,恨无力以打破,烦闷已极。特邀同志数人,游历国内,已得二年了。此二年中,观察所得,我国的内乱,都是由军阀争夺地盘,政客互夺饭碗,官僚专铲地皮,绅士争食弱肉,田主掳掠农民,富翁盘算贫者,兵灾匪祸,饥饿死人,到处皆是。不得了啊!要救这种危局,除非实行孙中山先生之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主义,没有别的可以挽救。希望我同胞,团结起来,先要打倒侵略我国的洋鬼子,铲除祸国殃民的大军阀,实行国民革命。

亲爱的学生们:文明世界,是你们创造出来,为什么倒反困处黑暗地位呢?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学生军,宣传主义,扫除文化障阻,打破世界不平,救出地狱里亲爱同胞,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农民们:一切米食,都是你们耕作出来,为什么自己倒反要饿死呢?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农民协会及农团军,争回我农权,救目前贫苦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工人们:凡百用品,都是你们手创出来,为什么自己倒反一无所有?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工人协会及工团军,谋自身之利益,实行八小时劳动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商人们:军阀作乱,到处兵匪,生意便做不成,全家都要饿死,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商民协会及商团军,扫除你们的障阻,保护你们的利益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绿林散兵们:劫掳拉生,本出于万不得已,但是只能做一时,不能长久,请大家醒悟起来,编为正式军队,食国家的粮,向光明的路走,请大众幸福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  

韦拔群 黄大权 韦钟璠

陈新图(即陈伯民) 黄树林 启

陈敏藻 梁士书 陆树兰

韦午元 韦界新 牙苏民

这世间哪有什么公平的呢?有的只是不同的命。

韦拔群却偏不信命,他要为穷人抗争。改造东兰同志会的人都不信命。陈伯民、牙苏民、黄大权等人一起筹资,买枪买药弹,聘请手艺高超的铁匠,自制土手雷、土地雷、土枪、土炮,还四处发动群众献枪献刀,山里人大多打猎,家里都会有一两杆粉枪,或是大刀长矛,尽管武器简陋,东兰农民自卫军到底还是组建起来了。

1922年农历九月初九,在很多东兰人的记忆里,也是滚烫的。那天傍晚,等得太阳落到山后,就有人陆陆续续往银海洲走来。银海洲离韦拔群家很近,就在屋后的西山坳口上,那里有一片平展展的草坪,曾是明代土司的跑马道和演武厅。一百八十多人,在草坪上随意地坐着或站着,轻声聊起各区闹革命的事。东兰、凤山、凌云、都安、百色,不同区域的壮话音调,混合到一起,像沸腾粘稠的粥。也有一些瑶族人,汉族人,他们抱着枪坐在树下,离得人众有些远,间或说上几句话,或是一直沉默着。

陈洪涛也来了,坐在人群中,几次站起来又坐下去,满脸的兴奋,几天前接到韦拔群的信,他便盼着这个晚上。这个少年,在圩场上听了韦拔群那番话,觉得新鲜,以后又去听了几次,此后便一直相跟着。改造东兰同志会带领群众去清算大土豪杜瑶甫,他作为学生代表也去参加了,他还学着韦拔群闹革命的方法,带领学生与封建校董作斗争。

陈洪涛看到人群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,一些他的同学和朋友,都是略带稚气的脸,眼睛里闪动着燃得旺旺的火焰。他们曾相约着,一起辍学去跟韦拔群闹革命,被韦拔群劝住了,让他们安心读书,刻苦学习,日后必有用武之地。不少人后来考上了广西省立第五中学、广西省立第三师范等学校。陈洪涛家里穷,考上省立五中,父母却没钱供他读书,韦拔群发动乡亲们资助,凑足学费,送他去上学。后来又以国民党东兰县党部的名义,选送他和陈鼓涛到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习。

韦拔群来了,沸腾的粥便安静下来,一百多双眼睛全都看向他。韦拔群眼睛含笑,里面仍是笃定,他朗声说,乡亲们,我们的革命同盟会,今天正式成立了!全场便又粥一样沸腾,所有的人“哗”地站起来。韦拔群说,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推翻反动政府,打倒军阀,铲除土豪劣绅,反对帝国主义侵略,使我们子孙永远自由幸福。

改造东兰同志会在几个月前就改为东兰公民会了,是的,这个社会是无法改造的,它连根烂掉了。这个社会只能再造。

已有人架起刀门,还有人抓来鸡,手起刀落,热腾腾的鸡血滴进酒里。点了香,喝了鸡血酒,发了誓,背叛誓言的人就会像砍了头的鸡,断成两截的香。

血酒从一个人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手里,誓言是滚烫的,打倒军阀!打倒贪官污吏!打倒土豪劣绅!不交租!不还债!不纳税!这个晚上,银海洲的声音久久难以平息,聚集到一起的这一百多人,后来大多成了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。

就在这一年秋天,很多山村学校的老师都收到了一封信,里面是一张约一尺见方的传单,题为《敬告同胞》,是韦拔群等十一位东兰公民会的人,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的名义印发的。多年后,这些青年教师变成沧桑老人,坐在自家门前,给年轻后辈摆起当年参加革命的事,仍不忘提起这份传单。这是东兰农运最早的文献,一个世纪过去,后人阅读这泛黄的纸笺,仍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满腔热血和澎湃激情。

各位同胞请听:群等因愤世之不平,恨无力以打破,烦闷已极。特邀同志数人,游历国内,已得二年了。此二年中,观察所得,我国的内乱,都是由军阀争夺地盘,政客互夺饭碗,官僚专铲地皮,绅士争食弱肉,田主掳掠农民,富翁盘算贫者,兵灾匪祸,饥饿死人,到处皆是。不得了啊!要救这种危局,除非实行孙中山先生之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主义,没有别的可以挽救。希望我同胞,团结起来,先要打倒侵略我国的洋鬼子,铲除祸国殃民的大军阀,实行国民革命。

亲爱的学生们:文明世界,是你们创造出来,为什么倒反困处黑暗地位呢?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学生军,宣传主义,扫除文化障阻,打破世界不平,救出地狱里亲爱同胞,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农民们:一切米食,都是你们耕作出来,为什么自己倒反要饿死呢?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农民协会及农团军,争回我农权,救目前贫苦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工人们:凡百用品,都是你们手创出来,为什么自己倒反一无所有?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工人协会及工团军,谋自身之利益,实行八小时劳动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商人们:军阀作乱,到处兵匪,生意便做不成,全家都要饿死,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商民协会及商团军,扫除你们的障阻,保护你们的利益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绿林散兵们:劫掳拉生,本出于万不得已,但是只能做一时,不能长久,请大家醒悟起来,编为正式军队,食国家的粮,向光明的路走,请大众幸福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  

韦拔群 黄大权 韦钟璠

陈新图(即陈伯民) 黄树林 启

陈敏藻 梁士书 陆树兰

‍韦午元 韦界新 牙苏民

3.韦龙甫

不断有人找来,每一张脸都悲伤,每一双眼都愤怒。说话间,女人们大抵放声悲哭,男人们大抵木着脸,将身子萎成一截枯柴蔸。陈伯民不停记录,桌前的纸张越堆越高。农民们的冤屈实在太多了,仅长江、都邑两个区,对韦龙甫的控诉就有五百多件。衙门是有钱人的衙门,穷人走投无路,便都跑来找东兰公民会,请求主持公道,严惩恶霸。韦拔群知道,清算韦龙甫的时候到了。

时间是算好了的。小山扛着柴,送到城里给韦龙甫,那座深宅子的地形便都记下来了。四十把剑尺铁匠打好了,凤山县的农军也已送来四十把尖刀。一百多个勇士也挑选出来了,都是会武功的壮汉。一切准备就绪,就等着那个日子到来。

出发时,夜已深,农军踏着夜色,从武篆出发,从长江出发,从都邑出发,来到县城附近的巴拉村汇集时,天刚亮。

六十多人留在原地待命,四十人由队长罗周全率领潜进县城,每个人带着一把尖刀和一把剑尺。韦拔群、陈伯民等人赶往县衙门和驻军地,与县知事蒙元良,营长罗颂康交涉,争取他们保持中立,不要干涉农军的行动。

韦龙甫快五十岁了,近来感觉身子虚弱,收集来百家米,正请麽公做“补䘵补粮”法事。面前摆放的小米缸里,添进九斤九两米,麽公念咒,在缸口压上红布,扣上缸盖,留待以后慢慢煮粥吃——百家米补魂魄,人就能延长寿命,活得长长久久。堂屋燃放鞭炮,噼啪作响,农军进来时,屋内的人一点儿也没觉察。

——罗周全本应等韦拔群和陈伯民交涉回来才动手的,这场法事让他怒火中烧,韦龙甫这种恶霸怎么能让他长寿呢?天底下的恶霸都不应该长寿!领着农军战士,一拥而上,扑向韦龙甫,全然忘了韦拔群的叮嘱。

韦龙甫闭眼听麽公唱十保歌,忽听人声嘈杂,睁眼一看,一群身穿短衫,脚穿草鞋的农民朝他冲来。他知道,是东兰公民会的人。风暴果真来了。自从韦拔群带人清算武篆区大土豪杜瑶甫等人,韦龙甫就知道会有这一天,他只是没料到,风暴会这么快冲击到他身上。冲进大院里的人越来越多,场面一片混乱。女人尖声叫,孩子尖声哭,几个团丁端着枪提着刀冲过来,想要阻止农军,却被缠裹着,搅进一堆混乱的人群中。来不及多想,韦龙甫钻进床底。

时间漫长得好像一个世纪,其实也不过几分钟。罗周全很快找到躲在床底的韦龙甫,捞到一只脚,便用力往外拉。韦龙甫死狗一样,被人拖了出来。农军战士们高声欢呼,一时间地动山摇,震得韦家大宅子仿佛就要坍塌了。

这个场景,刺一样,长久钉进韦龙甫心里,很多年过去,仍在做恶梦——那早之后,也许就在那天下午吧,有关他钻床底,被农军死狗一样拖出来的事,被老百姓编成山歌到处传唱,那嘲讽又欢快的歌词,听得他心惊肉跳。1930年夏天,韦龙甫在河池县长老乡病逝,人们都说他是给农军吓死的。

很多年了,东兰人都习惯韦龙甫高高在上的样子,习惯他颐指气使。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,这就是命。那天早上,人们惊奇地发现,原来一个人再怎么嚣张跋扈,也会像一件瓷器,一旦从高处落下,便也轻易被打碎了。这群只敢垂眼弓腰走路的穷人终于相信,命运原来是可以改变的,只要这天底下被压迫的人都团结起来,一致对抗,那座高不可攀,压在他们头顶的山就会倒塌下来。

那天早上,所有的一切都与过去不一样了,农民们的神情、动作、语言、声音,全都是韦龙甫陌生的。他抑制不住发抖,不停作揖,哀声求饶。他的周围,几十张嘴巴同时快速开合,像糊了的粥,韦龙甫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,他只知道,这些都是愤怒,农民们把积攒了很多年的仇恨,都向他倾倒来了。

农军战士把韦龙甫绑到柱子上,勒令他交出田契和枪支。韦龙甫惶恐的心反而安定下来,这些人,就算拿起刀,扛起枪,到底还是农民呀,眼里心里永远只有那几块田。田地是他们的命根子。他握着他们的命根子,又有什么好怕的呢?便谎称田契不在家里。怎么逼问,都不说。战士们无法,只好搜家。

屋里屋外搜过了,加锁的箱子用大刀劈开了,坛坛罐罐都砸了,仍然找不到田契和枪支。白花花的银元滚落一地,农军的脚在那上面踩来踩去,顾不上多看一眼,只一心想着尽快找到田契和枪支。韦龙甫看到他的姨太太,趁人不注意,悄悄溜出后门,知道她跑去找人救援了,绷得很紧的身子顿时松弛下来。县知事蒙元良和驻军营长罗颂康一定会来的,他们都是爱钱如命的人。他们也一定会趁机敲诈,要姨太太拿出重金才会派兵。韦龙甫当然不会心疼,那些钱,他会加倍从农民身上搜刮来。

果然没过多久,门外望风的农军跑进来大喊,罗颂康带兵围上来了!韦龙甫便得意起来,他看到农军一阵慌乱,很快又镇静下来,拿起尖刀和剑尺,准备迎战。驻军人多,武器精良,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农军失败已是定数。

一场肉搏,看得韦龙甫心惊肉跳,想那韦拔群不愧是贵州讲武堂毕业的,练兵真有一套,这些农军人少,武器又简陋,打起来却非常勇猛。虽然终是败了,可也算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。

韦拔群还在交涉,突然收到清算失利的消息,一时心急如焚。他早该想到的,这些官吏和军阀,跟土豪劣绅本就蛇鼠一窝,他们什么都不认,只认钱。

这一次失败,当然不能怪罗周全太冲动,蒙元良和罗颂康这些官吏和军阀,山一样挡在那里,不把他们推翻,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便永远打不倒。农军的力量还是太薄弱了。

4.三打东兰

韦拔群三天两头往外跑,外头的人也三天两头往东里屯跑,年轻人神神秘秘的,关在屋里,一谈就是老半天。来的人,有些阿妈认得,有些认不得。牙苏民、黄榜巍、覃孔贤、黄大权等人,阿妈很熟了,他们来家的次数多。黄榜巍仍然腼腆,还像小时候,来了就忙里忙外地帮着干活。他家在另一个屯,离东里屯不远,和韦拔群一起从小玩到大,亲密得像是阿妈的另一个儿子。

韦拔群又卖掉九头牛,拿钱去外地购买枪支弹药。他说要再造一个山河。阿妈听不懂,便也没问,只是说,家里牛多,等到来年春天,它们又会生下很多牛崽。阿妈说的是宽慰话,其实内心里很舍不得那些牛。离家几年归来,阿妈越发迁就他了,阿妈是怕他又离开家,迟迟不归。

西山弄京一带,又有不少瑶族人扛枪扛刀,跟着韦拔群下山来了,加入武篆农军队伍,一起进行军事训练。各区的农军也增加了不少人,每个队都购买到一些射程较远的步枪。

韦拔群把东兰农民自卫军分成四路军,委派黄榜巍指挥南路,覃孔贤指挥东路,牙苏民指挥北路,黄大权指挥西路。那时候是夏天,史书里记载的时间是1923年6月30日。那天晚上,四百多名农军,从各区向东兰县城挺进,天刚蒙蒙亮,就已抵达预定地点。临时指挥部设在巴拉村,韦拔群发出攻城命令,四路农军便如猛虎下山,同时往县城扑去,南路军从正面攻城,东路军从东面冲锋,北路军从虎头山往下攻,西路军从那马方面直逼城下。

城外枪声大作,冲锋声喊杀声震天动地,蒙元良和韦龙甫这才知道农军攻打县城来了,警卫队和团丁慌慌张张仓促应战,一百多人守着三座碉堡向外还击。罗颂康害怕县城陷落,自己性命难保,也派出部队帮助守城。农军越逼越紧,眼看就快要破城时,天突然下起暴雨,粉枪里的火药被淋湿,打不响了,又换成大刀长矛继续进攻。城外枪声稀落,韦龙甫高兴起来,警卫队和团丁拿的都是快枪,驻军部队的武器更是精良,有老天爷帮忙,又有坚固的碉堡,韦拔群再怎么用兵如神,农军也别想破门而入。

黄榜巍率领南路军,来到城前,看到九曲河暴涨,河水卷起浑浊的浪,滔滔荡荡往前奔,心里急得不行。岸那边,其他几路农军正往城里冲,冲锋声喊杀声不断。雨很大,再不冲过去,河水只会更大。当即下令,几名瑶族战士组成突击队,跟着他冲在前面,大队人马强渡九曲河。子弹咻咻从耳边擦过,战士们仍奋力往前冲,登上河岸时,冲锋在前的战士中枪倒下,黄榜巍也中枪倒下。

三个碉堡喷射出的猛烈火力,交织成火网,把农军压得抬不起头,尽管各路农军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,仍然攻不破这道防线。武器低劣,伤不到躲在城里的敌人,近不了敌身,大刀长矛便也是无用的,为了保存实力,避免无谓牺牲,韦拔群果断下令撤退。

攻城失败,黄榜巍和四名战友牺牲,战士们情绪很是低落。韦拔群一个人坐到河边,看着流水发呆。他想起1916年,黄榜巍跟着他,远赴贵州参加讨袁护国战争,他为受虐打的士兵打抱不平,被上司陷害,蒙冤入狱,黄榜巍跑上跑下为他申诉。后来成立改造东兰同志会,组建农民自卫军,无数次的清算土豪劣绅斗争,黄榜巍都冲锋在前。

他们谈论过生死。他问黄榜巍,你怕死吗?黄榜巍说,几年前去贵州打仗,你问过了。韦拔群说,我现在又问。黄榜巍说,怕。可是不革命,穷人就能活吗?不抗争,是死。抗争了还有可能活下去。

黄榜巍问他,你呢,你怕死吗?你和我不一样,你家有田有地,为什么还要革命?韦拔群便笑,往河里掷去一颗石子,石子跃了几跃,掀起一路浪波,说,强权虽猛,公理尤刚,人总得有信念,不然活在这世上,不就只会跟鸡狗争食了吗?

黄榜巍点点头,说,当年我们投军,为的是救国救民,可军阀都是吃人的军阀,只有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队伍,才是救国救民的队伍,为使天下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的队伍。

黄榜巍目光灼灼,韦拔群知道,自己一定也目光灼灼。他太熟悉这种目光了,东兰公民会、东兰农民自卫军,眼睛里几乎都是这种光芒。革命就会有牺牲,斗争必定有流血,上过战场的人,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呢,只是看着战友在眼前倒下,那种哀伤是锥心的。

战士们纷纷要求再打县城,活捉韦龙甫和蒙元良,为死难的兄弟们报仇,韦拔群毫不犹豫同意了。悲伤和仇恨让他无法冷静。

又是卖田卖地,到处筹资,到处发动宣传,农军很快从四百多人增加到八百多人。韦拔群又派人购买到三十支机制枪和大量弹药,攻城之势,如箭在弦。这些事进行得张扬,所有的人都知道农军又要攻打县城了。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。

短短时间内,韦拔群就召集到那么多人,韦龙甫和蒙元良被吓到了,他们想不明白,韦拔群身上到底有什么神秘力量,莫非他真是龙,像民间流传的那样,这个大年初一出生的人,是天上真龙下凡?他说,来,大家一起跟我来,便有源源不断的农民加入到农军队伍中去。城里早早就做好准备,工事加固了,各制高点都派有兵力守卫,韦龙甫亲自检查了一遍又一遍,仍觉不放心。

城里知道城外的一切,城外对城里却一无所知。农军在明处,全然不知,土豪劣绅们的眼睛就粘在他们身上,农军的一举一动,都已被快马飞传到韦龙甫那里去。

一个月之后,韦拔群率领四路军,又向县城扑来了。这支来不及休整的队伍,刚抵达预定地点,就暴露出弱点。与老战士相比,新入伍的战士还是太浮躁了些,沉不住气。这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就匆忙上阵的农民,空有一身胆量,行动上做不到协调。而敌方实力强大,又早有准备,攻城再次失败。

农军队伍士气低落,沮丧、退缩、愤怒、不甘,各种情绪交织,弥漫出涣散消极的气息。韦拔群把这些都看在眼里,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冲动。第二次攻城,农军纯粹为愤怒而战,为复仇而战,战得仓促而草率。他得冷静下来,所有的人都需要冷静——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,走上革命道路的人,时刻要准备着迎接危险、痛苦和死亡。革命不是为了报仇雪恨,而是为了大众翻身获解放。

召集来东兰公民会和东兰农民自卫军的骨干开会,大家一起总结分析失败原因,决定先休整一段时间,做好充分准备,伺机再打县城。自卫军抓紧军事训练,东兰公民会四处发动群众,扩大农民革命组织和武装组织,几个月后,东兰农民自卫军很快增加到1500多人,这些来自东兰、凤山、凌云、都安、百色等地的农民,放下手中的农活,聚集到一起,共同酝酿一场风暴。韦拔群从训练场走过,他又看到那种光芒了,从战士们的眼睛里,齐刷刷地投射而来,燃烧起一片火焰。他知道,时候到了。

韦龙甫坐卧不安,城外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。没有韦拔群消息,没有公民会和农军消息,甚至连豪绅们也没消息。乡下人也很久没进城了,集市里空空荡荡,看不到卖米卖菜的人。一切平静得反常,而他像一个没有眼睛没有耳朵的人,置身在一团漆黑里,一无所知,一无所闻,这让他很不安。

派出团丁打探,才知道,各区的豪绅们被农军严密监视,轻易出不了城。农民们也不进城,城里的粮食便断了供应。东兰县城就在大山脚下,九曲河从一旁流过,几百户人家,没有坚固的城墙以供防守,没有大商业以资给养,韦拔群率领农军实施经济封锁,东兰城就成了一座死城。

韦龙甫当然不担心没吃的,他家储存的粮食足够吃上几年,只是得不到农军情报,让他惶惶不可终日。没过多久,罗颂康奉刘日福之命调回百色,驻军部队一撤走,韦龙甫更害怕了,守城的警卫队和团丁也日益军心涣散。东兰城内,空气压抑得令人窒息。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要来,可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来,日子很是煎熬。

暴风雨来的时候是深夜,1500多名农军战士,在韦拔群指挥下,兵分四路,星夜赶到指定的阵地,占领各制高点。一切都是有序的,南路军派出先头部队迅速控制住县城周边山头,负责战斗打响后掩护大部队过河的重任。

火堆相继燃起,发出联络信号,攻城开始了。战斗一打响,各区公民会发动群众前来支援,学运领导也组织学生赶来声援。男女老少,从四面八方赶来,抬担架,救伤人,送饭菜。战士们士气大增,在各个制高点的掩护下,顺利夺取那三个喷射出火力的碉堡,冲进县城,控制住城区。蒙元良和韦龙甫趁着夜色,分别向凤山和都邑逃去,群龙无首,团丁们四处逃窜,纷纷缴械投降。天亮时,农军占领了全城。

每次城里打仗,居民都关门闭户,惴惴不安,等着被逼交军饷费、开拔费。没有人关心胜负,因为无论谁胜谁负,老百姓都只有被压榨的份。一天过去,两天过去,看到农军秋毫无犯,原先被关押的穷苦人,全都释放出来了,便又开门过起寻常的日子,商铺照常营业,学生照常上课。

农军成立了东兰革命委员会。召开群众大会那天,几千名群众从各区赶来,听到韦拔群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,废除各种契约,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,全场一片欢腾。韦龙甫的财产,没收来了,衣物布匹金银珠宝堆了一地,革命委员会的人现场分发,农民们牵着牛牵着马,满脸惊喜。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,全场喜气洋洋。

韦拔群站在台上,大声说,乡亲们,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劳动人民的,被地主、恶霸夺去了。现在我们从他们家里拿过来了,分给大家。今天,我们只是赶走了韦龙甫,还有各地土豪劣绅,他们与贪官污吏、封建军阀,互相勾结,鱼肉百姓。我们贫苦农民要过日子,就必须继续组织起来,拿起刀枪跟他们作斗争。

黄榜巍及牺牲战友的追悼大会在衙门前召开,群众自发拿来白布,搭起一个雪白的棚子。这些白布,是从韦龙甫财产里分到的。烈士悼念牌两旁,是韦拔群写的挽联:致公心致忠心此心不灭,为人死为民死虽死犹生。县城很多居民都来参加了,韦拔群长久站在灵牌前,沉默不语。

东兰城每天都欢天喜地,一街看过去,几乎全是笑脸。山歌又飞了起来,风一样卷起,关于农军胜利攻打东兰城的消息,在各区各乡各村各屯各峒各里急速奔走,大家都亢奋莫名,对于未来,开始有了期待。每个人都在谈论韦拔群,每个男孩子都想去找韦拔群。

刘日福很快派来一个新的县知事,假意成立东兰县参议会,邀请公民会成员参与共商县政。韦拔群还是太轻信这些官吏了,以为一场风暴,就能改变他们的统治,以为成立参议会后,社会就会有序明朗起来。他放松警惕,派出陈守和、黄大权等人任县参议员,而农民自卫军战士们见无土豪可打,各自回家忙农活去了。县知事见农军已成一盘散沙,勾结地方土豪劣绅,向省里诬告韦拔群造反。东兰公民会骨干很快被官府四处派兵捉拿搜捕,在一片杀气腾腾的白色恐怖中,东兰革命转入低潮。

就在这时,传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,孙中山提出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,确立农民运动政纲,国民党各级党部相继成立农民部,韦拔群决定去广州找孙中山。

5.东兰惨案

刘日福已想不起韦拔群的模样,他只记得那双眼睛,笃定的,无畏的,坚韧的,正是他喜欢的样子。他会联想到自己,一个军人的样子。当年他签下手令,很多人以为是惧怕马君武,其实马君武不过徒挂着省长职,根本指挥不动陈炯明。他用不着畏惧一个没有兵权的人。他只是欣赏年轻人的胆量,一个驻军旅长的门槛,也不是谁都敢踏进来的。

东兰县知事黄守先跑来告状,说韦拔群聚众闹事。东兰县大土豪龙显云也来告状,说韦拔群开办的农讲所是匪窝。接二连三的告状,刘日福不得不对那双眼睛提防起来。韦拔群被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任为特派员,从广州回来搞农运,他是知道的,他只是没把这些事放在心里。告状的人一说,他才吓了一跳,东兰县居然有11个区134个乡已成立农民协会,会员数多达七八万。韦拔群还参照广州农讲所的模式,在东兰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,教农民学文化,学军事知识,除了东兰本县,还有凤山、凌云、百色等十个县近三百个年轻人,大老远跑去参加。

龙显云说,韦拔群在东兰到处捕杀地主,把地主的钱财和田地分给农民,他跑上山躲进岩洞里,才逃过一死,到现在家也不敢回。东兰农民都抗税抗捐了,说什么一切权利归农会,妇女们也把头发给剪了,说什么男女平等,天天上街唱山歌闹革命。东兰不得了了,要翻天了。龙显云一把鼻涕一把泪,黄守先也说得气愤填膺,两个人都恨不得刘日福立马派兵前去镇压。

刘日福指头轻击桌面,眼睛看着自己指头轻盈弹动。他不说话,空气便停止流动。站在他前面的人紧绷着身子。黄守先是他派去东兰的县知事,龙显云也已熟识多年,他清楚他们心里想什么,这两人大抵是公报私仇来了。韦拔群是特派员,他们有顾忌,跑来百色,是想得到他的指令,以便借刀杀人。他没看错,那个年轻人果真不一般,只不过几年时间,就快要变成他的威胁了。不管怎么说,那年轻人和他的农运让他感觉不自在,当下命令黄守先率领军警、民团进剿农讲所。

拿到尚方宝剑,黄守先舒了一口气,他们终于可以明目张胆了。立马返回东兰,联合地方武装,大举清乡,围剿农讲所。只是几番较量,仍是败下阵来了。黄守先就知道会这样,韦拔群不是那么轻易被打败的,之前东兰县那么多任知事,哪一任不是被迫撤职或逃走的呢?

黄守先再一次派他弟弟,带着警兵进村催征粮赋和各种税捐,又被农军和农讲所学员围攻了,还把他弟弟捉了去,把枪支和粮账也缴了去,他带兵去解救,被农军击溃,后来韦拔群逼他弟弟写了认罪悔过书,才又放了回来。这事让黄守先更恼怒了,他本想再去找刘日福,可一想到他那令人费解的弹跳指头动作,阴沉通透能把人看穿的眼,便犹豫了。刘日福是个狠人,拿了他和土豪们送的钱,兵却一个都不派。东兰的官吏豪绅都等着要将韦拔群置于死地,刘日福却态度暧昧,让人琢磨不透。黄守先决定越级,以“土匪谋叛”的罪名,将韦拔群和农讲所上告到省里,陈请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派兵“围剿肃清”,黄绍竑即饬令刘日福,派出龚寿仪一个团,不久后,又增派罗颂康一个营,“进剿”东兰农军。

人们清楚记得,那一天是1926年2月5日,小年,妇女们一大早起来,把家扫干净,把灶台扫干净,贴上红纸,烧香烧纸钱,给灶王讲好话,祈求他保佑人畜平安,五谷丰登。日子年年不好过,便年年求仙求神,盼着来年日子能好过。

再怎么难,节仍得郑重其事地过,没有人留意,龚寿仪是什么时候来的,一支由正规军、县警、地方武装组成的庞大队伍,蝗虫一般,扑向武篆。小年这天,一段黑暗恐怖悲伤悲惨的日子开始了,灶王的眼睛看不见,耳朵听不见,它无视人们的祷告,无视这人间悲剧。多年后,这场惨烈的事件被记进史书里,命名为“东兰惨案”。

一直到枪声响起,一直到哭喊声传来,一直到脚步声急促凌乱,乡亲们才反应过来,惊慌失措地往山上跑,来不及逃走的人全被抓了。房子被一把火烧掉。参加农会的人,参加农军的人,参加讲习所的人,与韦拔群亲近的人,都被捆绑起来,丢进火里烧死,小小的孩子哭声太大,也丢进火里烧死。牛马牵走了,鸡鸭抓走了,值钱的东西掳掠一空。一天之内,板东、弄内、廷怀、板勉等十一个村,全烧成灰烬,冲天的焰火把天空映照如血。

几天后,那群蝗虫又扑向江平、兰木等地,抓捕跟随韦拔群闹革命的“拔党”,所到之处,一片废墟。被抓走的妇女大多被卖到外乡换钱,农会干部亲属大多惨遭极刑。恐怖笼罩整个东兰县,村子里的人纷纷往深山里逃。

回广西开展农运工作,是中央农民部的指示,可韦拔群从不指望广西军政当局会支持。他太了解这些军阀官吏了,他们眼里只有利益。农民抗税抗捐,触犯了他们利益。

顷刻之间,各区农会遭到严重破坏,农民自卫军也只有几百人了。韦拔群决定,避开敌人锋芒,农军主力转移到西山,建立西山革命根据地,打游击战,与敌人周旋。为了保存革命力量,将一部分农军队员转移到外县。

西山是瑶族人聚居的地方,那里绵亘数十里全是高耸入云的陡峭山脉。小时候,韦拔群常跟蓝阿妈和小山,穿过一峒又一峒,徒步去弄京。深山密林里到处是岩洞,人一钻进去就像遁入地底,很难被发现,有些岩洞是相通的,可以从一个洞钻到另一个洞。韦拔群熟悉那里,他奔跑的速度像豹子,小山奔跑的速度也像豹子,蓝阿妈常追不上他们。韦拔群回东兰闹革命,又无数次爬上西山,在大小弄京一带开展活动,给瑶族同胞送钱送枪,建起了一支瑶民义勇大队。

韦拔群将东兰革命委员会领导机关设在西山弄京,将东兰农民自卫军和瑶民义勇大队合编为锄奸团。大年初三,龚寿仪来了,从那烈、巴纳、弄烈兵分三路,向西山大举进攻,见牛牵牛,见人杀人,瑶民种下的玉米也全部腰斩,还一把火将西山数十峒场的房屋全部烧成灰烬。锄奸团隐在山里,枪支弹药不多,就埋地雷,布石头阵、尖竹阵,弓弩也隐在密林里。敌军三五成群走过,踩响地雷,被炸得血肉横飞。锄奸团从山两旁滚下石头,大小石块暴雨般砸下,涂过剧毒的箭也从密林里飞射出来,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。龚寿仪摸不清韦拔群到底有多少人马,迟疑着不敢再往前去。

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候,村人躲在潮湿的山洞里,已经有些日子了,山下不时传来枪声,被焚烧的村庄,烟雾弥漫,火焰窜上来,天空红得骇人。韦拔群的妻也躲在山洞里,她刚生孩子,身子很虚弱,饥寒和恐惧让母体产不出奶水,小小的婴儿饿得整天啼哭,被搜山的警兵搜了出来。黄守先如获至宝,把母子俩带到县城,关进牢里当作诱饵,想引韦拔群前来自投落网。后来,韦拔群给那孩子取名叫“坚持”。他的五个儿子,除了长子次子按照族里字辈排列,取名叫述祖、述宗,后面三个儿子,分别取名叫革命、坚持、到底。

从一开始,这一切都是阴谋。龚寿仪和黄守先撒下弥天大谎,他们一边疯狂烧杀掳掠,一边发通电、出布告,说韦拔群是“匪首”,农会会员是“拔党匪徒”,杀掉的人,烧掉的村庄,全都归罪到韦拔群和农军头上。那满天飞的通电和布告,将会让韦拔群百口莫辩,他们想让农民怨恨韦拔群,从而加害韦拔群,或是全都离开他。只有让韦拔群孤立无援,才能彻底打败他。可乡亲们的眼睛雪亮呀,知道谁才是凶手,依然拥随着韦拔群,辗转于岩场山㟖,寻找机会反击。

敌兵总叫嚣着,说韦拔群饿死了,摔下山崖跌死了,被乱枪打杀了。可不久却又听说,韦拔群率领锄奸队,在山坳隘口埋下土地雷,在山上堆放滚木和檑石,把龚寿仪的兵打得鬼哭狼嚎。有时候则是率领锄奸团,出没在武篆、江平,处死替黄守先充当眼线的保董和劣绅。还有好几次,有人看见韦拔群被敌军追到山崖边,前无去路,后有追兵,万分紧急时,他却突然不见了,过几天,又见他带着两三个贴身警卫,走村串户,鼓励乡亲们不要气馁,坚持斗争。韦拔群和锄奸团来无踪去无影,整个东兰县又议论纷纷了,说韦拔群是天上真龙下凡,会法术,能变身,上树化青龙,下潭化海龙,敌人根本无法捕捉到他。

龚寿仪的部队,驻扎在武篆快两个月了,每天宰杀掳掠来的牛羊鸡鸭大吃大喝。村人躲在山洞里,听到猪叫,听到狗叫,听到匪一样的兵,在大声猜码,大声说笑。山里没吃的,饿了就吃草根吃树皮,饿得走不动,还要躲来搜山的警兵,饿死跌死很多人。这场恶梦漫长得没有尽头。

饿到没法再躲,有人忍不住跑下山,请求回村。龚寿仪和黄守先趁机勒索,逼压村民购买“良民牌”。写有“此是良民之居,军队不得骚扰”的纸,盖上官印,贴在家门上,就是良民,否则就是拔党,军队可以随意入内烧杀抢掠。

被烧家的人要购买“免死赎金”,没被烧家的人要购买“家屋保险料”,农会会员、讲习所学员或农军队员要购买“自新证券”,韦拔群常居住的那峨和东里,被枪杀的人最多,这两个村要交2700元“子弹费”,说是开枪杀人用了子弹,村民得赔偿子弹损失费,否则不许回村居住。还有那些“通匪”“窝匪”“从匪”的人,都要重重罚款,没有钱,就卖田卖房卖牛来交,交不起就关进牢里,或直接枪杀。

家烧没了,牛马牵走了,值钱的东西已被掳掠一空。妻儿子女的尸体还躺在冰冷的地上。悲伤未平,仇恨未报,反而要赔偿子弹钱,这世间还有比这更狠毒的吗?逼得没有活路,只有死心塌地做“拔党”,跟随韦拔群闹革命。

锄奸团日益壮大,人数已发展到一千多人,复又扩编为东兰农民自卫军。韦拔群率领这支队伍,兵分三路,向龚寿仪的正规军出击,尽管农军装备、人数远不及正规军,但一身热血和满腔仇恨,让战士们士气高涨,兰木黑石村一战,就把龚寿仪的正规军打得溃不成军,败退武篆。

烧掳屠杀已持续三个多月了,东兰县哀鸿遍野。四周像一团粘稠的挣不脱的黑,将悲惨的人们层层缠裹住,外界丝毫不知道,那里面的人正在流血,在挣扎,在呼喊。

韦拔群意识到,依靠单纯的军事斗争是难以战胜敌人的,必须扒开这团黏稠的黑,让外界看到东兰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难,看到军阀官吏豪绅们的罪恶,争取各界人士的同情和声援,争取共产党和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帮助,迫使桂系军阀停止对东兰农运的镇压,严惩刽子手。

6.快邮代电

冬天落下的叶,春天发出的芽,到了五月,又都变得郁郁葱葱。东兰的山更幽深了,向四周铺展,延绵到凤山,到凌云,到右江各县去,这些大石山区县,相互接壤,互傍互依,全都隐在莽莽众山中。草木不问人间疾苦,按着季节,该开的花,该结的果,全都开了,结了,只有还躲在山洞里的人,每一天都过得彷徨,想着这个时候,地里应该有苗,家里应该有猪有鸡有狗,却不知道还有没有能下山回到村里的那一天。

这个五月,广州、南宁等地,许多人的心情都不太平静,几乎在同一时间,广州国民政府、国民党中央党部,广西党政各界、各工商会、各团体、各报馆都收到了那封题为“请看军阀官僚劣绅土豪烧杀东兰农民之惨状”的《快邮代电》。人们震惊了。国共两党合作,农民协会已被宣告具有合法地位,桂西那片大山深处,竟还有军阀派兵残酷镇压农运,对无辜百姓大肆屠杀。大元帅府当即据电饬令广西省当局查明具报,广州、海陆丰、北江地区各界进步势力纷纷发表声明,支持东兰农民。一些中共党员、共青团员愤怒撰文,发表到各报刊上,强烈要求省政府“严办反动凶徒黄守先。严办带兵残杀农民的团长龚寿仪。肃清与此案有关的地方劣绅土豪。救济被难农民。”

陈洪涛焦急万分,他和陈鼓涛都看到《快邮代电》了,两人商量着,要尽快行动起来,救东兰于水深火热中。陈洪涛已经二十岁了,陈鼓涛比他年长一岁,两人都不再是当年银海洲盟誓时那个激动少年。韦拔群把他们送到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习,嘱咐他们多接近共产党人。那时候,梧州活动着一些中共党员,他们开展各种革命活动,创办新学生社,陈洪涛和陈鼓涛常跑去参加,共产党人让他们感受到另一股蓬勃力量,和韦拔群宣讲的革命道理,开展的农民运动一样,这两股力量让人看到希望。

紧急关头,两人不约而同,都想到了新学生社负责人龙启炎和毛简青,他们常去旁听这两位共产党人的课,对他们很是钦佩。就在这时,龙启炎和毛简青也找上门来了——这两个东兰籍进步青年,他们早注意上了,几人邀约一起,四处串联青年学生,散发声援东兰农运的传单,发出大量声援信和声援电,还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,发动群众捐物捐资,争取各界人士对东兰的支持。

黄松坚也行动起来了,他以东凤留邕同学会百色分会和省立第五中学学生自治会名义,发出支援东兰农运的通电宣言,还带领省立第五中学的学生去到南宁,走上街头游行示威。

和陈洪涛、陈鼓涛一样,黄松坚很早就跟随韦拔群闹革命了,他是凤山县盘阳区人,韦拔群每次到盘阳区演讲,他堂哥就叫他去串联同学,让那一带的乡亲们都来听。韦拔群看到群众很快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,问他堂哥,知道是黄松坚去活动的,很高兴,表扬他说,好样的,小小年纪,就有这样的群众基础,以后革命工作也一定能干好。黄松坚很激动,以为韦拔群会安排他任务,最好是像堂哥一样,能拥有一杆枪。韦拔群却笑着说,你用功读书,争取考上省立五中,我自会派人与你联系的。

后来,黄松坚果真考上了,韦拔群也果真派人联系他了,鼓励他在学校搞学动。在韦拔群的指导下,黄松坚发动东兰、凤山在南宁、百色读书的学生,组织成立东凤留邕色同学会,并被推选为会长,团结了一大批有着革命思想的学生,后来这群人都成了各地开展农运及武装斗争的骨干。

《快邮代电》像狂风掀起的巨浪,一波推着一波,越滚越远,梧州、桂林、桂平等地的工会、农会也纷纷发出支援通电。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南宁学联名义发出了声援,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,学生们举着小旗子,一路高喊“罢免黄守先”“严惩残杀东兰农民的刽子手龚寿仪”,游行队伍所到之处,群众自发地纷纷加入,队伍越走越长,越走越庞大,高喊口号的声音,久久回荡在城市上空。

青年部部长陈勉恕在总理纪念周活动中,见到两个皮肤黝黑的青年,穿着短衫布鞋,用带有浓重桂西壮音的官话,报告东兰农民被焚杀的事,那些来龙去脉,说得异常清楚,不觉留意起来,后来才知道,他们就是被控为匪徒的陈伯民、陈守和。

那时候,《快邮代电》在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中是有纷争的,对于韦拔群和农军,有人说是匪,有人说不是,国民党左派右派争论不休,真相扑朔迷离。

陈伯民和陈守和的言谈举止,让陈勉恕心生好感,觉得这两人要真是土匪,那这种土匪还真是少见。陈勉恕是中共党员,去年九月,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他来南宁建党建团,同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帮助筹建国民党广西省党部,因此对东兰发生的事很是关注。散会后,他特地找来陈伯民、陈守和谈话,知道他们和韦拔群都是广州第三届农讲习的学员,更加坚定自己的判断,这些人不可能是土匪。农民部部长陈协五显然也不相信他们是土匪,第二天的省执委会议,又约这两个从东兰来的青年出席做报告,这个国民党左派人士,是前清末科举人,对于农民,总有着深深的怜悯。

连续两天的报告,尽管左派右派的意见仍有分歧,大家都一致主张,请政府将龚寿仪的部队调离东兰,同时派人到实地调查,弄清真相。黄绍竑当场同意了,决定由广西省党部、广西省政府、国民革命第七军军部组织调查委员会前往调查,共同处理。

两个多月后,陈协五从东兰回来了,背着斗笠,穿着草鞋,完全是一个农民的模样,他写了一份题为《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》的调查报告,还发表了同情东兰农运的通电。陈勉恕还记得调查报告里,那串刺目的数据:东兰全县民房被烧7418间,被掳去牛马2467头(匹),被勒索款项达83683元,被杀害的农运骨干和革命群众达700人,历时数月之久。

这些事例和数据,再次刺激着人们,就在左派右派都认为调查报告很确实的时候,黄祖瑜来告状了,说韦拔群就是匪,说陈协五去东兰,只跟农会接触,连豪绅们的面都不愿见,分明是庇匪。黄祖瑜是东兰新到任的县知事,陈协五去东兰调查那天,他一路同行前去赴任。黄祖瑜的控告,让右派人士又犹豫起来,陈协五同情农民,这是众所周知的事,人们想起他从东兰回来,逢人就夸东兰农民,说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,你有洋号,我有螺角;你有洋枪,我有刀矛,不但地主土豪劣绅奈我不得,就是一万几千军队,我们也不怕。他分明把自己也归到农民那边去了,说那些话时,两只眼睛闪闪发光,四五十岁的人了,兴奋得像个小孩子。愈想愈觉得陈协五偏袒农民,那份调查报告未必全部是真实。

《南宁民国日报》拒绝刊发这份报告,对于陈协五的通电,更是加以“是是非非之东兰农会案”的暧昧标题,一时间,引得社会各界议论纷纷,案情重又扑朔迷离起来。陈协五便将报告送往广州,很快在共产党人主编的《农民运动》丛刊上发表了。调查报告又一次掀起狂澜,不久后,陈协五被迫辞职。

一直到九月,韦拔群都等不来调查结果,黄祖瑜和豪绅们更嚣张了,不断制造纠纷,向农军挑衅,横施压迫。韦拔群再也无法忍受,指挥农军兵分四路,发起攻城,一昼夜的激战,黄祖瑜弃城逃往河池,民团也败退红水河以北,豪绅们全都逃走了,农军再度攻克县城。

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不得不再次派人前往东兰调查。

从南宁到东兰,需要坐船行三天的水路,再徒步走五天的山路,陈勉恕去到东兰武篆时,已是十月下旬,这样的季节,山野里应该是一派金黄,稻谷是黄澄澄,玉米是黄澄澄,黄豆也是黄澄澄的,可一路上,他看到的全是荒芜,被焚烧过的房屋,瘫着个架子,残余的柱子,像冤屈的人伸出来的指头,倔强地指向天空。周围一片死寂,十里八乡,看不到人烟。

终于看到人了,上万名群众,手执红纸旗,整齐列队路两旁,看到远道而来的一行人,一个年轻人登高一呼,上万名群众便高声唱起《国民革命歌》。陈勉恕不由得心头一热。

《国民革命歌》是广东革命政府北伐时选定的代国歌,城里的人几乎都会唱,平日里听到,也只是觉得平常,来到这穷山僻壤,突然听到这首歌从上万名农民的嘴里唱出来,一种熟悉的炽热感又从内心深处翻滚出来。陈勉恕更多的还是震惊,他的印象中,农民并不是这样的,他们的色调,总是灰蒙暗淡,走路时,常常将腰身弯曲,像是永远也抻不直的样子。他们大抵是不会将一首歌唱得响彻云霄,震天动地的。

陈勉恕猜想那年轻人就是韦拔群,他站在人众中,眼睛里的笃定和坚韧让人印象深刻。

欢迎大会上,韦拔群简单明了地报告了东兰农运的斗争经过,说到龚寿仪、黄守先一伙杀人放火,抢农民的牛马,砍农民的青苗时,台下传来群众的哭声。陈勉恕看着这一切,心里很不好受。

第二天,陈勉恕就派人去寻找还躲在山上的群众,劝慰他们回村,安定生活,重新生产。村人迟疑着,以为又要索取什么费,尽管再三保证,仍不敢下山,看到大着胆子回村的人果真安定下来了,才又陆陆续续下山来。秩序很快得到恢复。

黄守先逃走了,黄祖瑜也逃走了,县署堆满灰尘。陈勉恕让人清扫了一番,便搬进去办公,他在门两旁贴了几条标语:打倒封建军阀。打倒帝国主义。打倒贪官污吏。打倒土豪劣绅。铲除苛捐杂税。拥护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。这些是东兰农会和农军常喊的口号,陈勉恕是在表明自己的立场。之前那么多任知事,都让东兰人民失望了,尽管他只是暂时代理知事,也应该让人们看到希望。

办公当日,陈勉恕即函请韦拔群、陈伯民等人来县署议事,健全区、乡农会组织,恢复重建东兰县农民协会,委托陈伯民重新登记东兰国民党党员工作,将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开除出党,吸收农民和学校师生及社会青年入党,一系列的行动,让人们看到了不同,全都兴奋地称他为“革命县长”。

陈勉恕见到那些受难的人了,在被焚烧过的村庄,他们暂住在岩洞里,或是重新搭起简陋的茅草房,大自然是如此包容,树木长在山上,茅草也遍布山野,人们把它们砍来,割来,便又搭起一个家。看到调查人员走过来,村人眼里掠过惊恐,等弄清来意,眼睛里又是另一种复杂的东西,似乎是期盼,也似乎是嘲讽——几个月前,他们曾那么急切地跟陈协五诉说过苦难。

希望,失望,再希望,尽管不知道接下来会是失望还是希望。心中的苦太多,有人愿意听,那便讲。一个人讲,旁边几个人便围上来,跟着一起讲,不久后,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说着壮话,会说官话的人就给陈勉恕翻译。

村人都在控诉大土豪杜瑶甫、龙显云,龚寿仪带着军队来烧房杀人时,便是他们给带的路。来索取“良民牌”等各种费用的那伙人,也是他们。这些受难的人,他们自称“灰”,说到杜瑶甫时,一口一个“堡八”。“堡八”是东兰壮话,即八公的意思,杜瑶甫又叫杜八,五十多岁了,前清贡生,曾在贵州做过两任县知事,村里的人都尊称他为八公。弄清楚“灰”和“堡八”的意思,陈勉恕更难过了,这群卑微的人,不论什么时候,都将自己置于最低。

龚寿仪、黄守先发布的那些诬告通电、布告,陈勉恕都看过了,他问这些受难的人,说你们不恨韦拔群吗?如果他不搞农运,军队就不会来了。村人便用很惊讶很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他,似乎这样的问题问得很蠢。妇女们突然唱起来:

龚军开来了,百姓往山跑;

房屋走不动,龚军放火烧。

拔哥队伍到,百姓把他找;

帮百姓舂墙,还上山割草。

上山没有路,全靠两只脚;

在家没法活,去跟拔群哥。

山歌牵着山歌,一个人唱了,周围的人便都跟着唱。那么多山歌,全都是记录那场灾难和仇恨的。那些木讷的人,问他时,半天说不出一句话,唱起山歌来倒顺畅了。陈勉恕听着,旁边的人翻译着,每一首都是血泪和控诉,听得人心里湿淋淋的。后来,陈勉怒又走了很多个村屯,听了很多山歌,终于明白,山歌就是壮族人的纸和笔,几乎每一个事件,每一段历史,都能在壮族人的山歌里找到。

村里人都叫韦拔群“拔哥”。陈勉恕在东兰待了一段时间后,便也知道了,在右江一带,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,都叫韦拔群“拔哥”。他不知道为什么,但那一定是热爱。

访完农民,陈勉恕又去访豪绅,之前陈协五没与这些人接触,便被控告是庇匪,他得极力避免。豪绅们都逃到红水河以北去了,陈勉恕带着调查善后委员会的人,在十二个卫兵护卫下,去到隘洞一带,找到了躲在那里的土豪。谎言是容易被拆穿的,豪绅们的狡辩,都被陈勉恕用事实一一反驳了,见过那群受难的人,就再也没有什么谎言能掩盖这些人犯下的滔天大罪。

调查报告很快出来了,截然不同的两份,一份肯定东兰农运,另一份全面否定——那些被金钱打倒的人,昧着良心假装看不到真相。省党部又起了激烈争执,无果,决定将两份报告都交给《南宁民国日报》刊登。报社的排字印刷工人,抽出那份否定东兰农运的调查报告,换上支持东兰农运的通电,结果遭到逮捕。工会派出工人代表与当局交涉,又被逮捕。南宁各界迅速召开大会,声援东兰农运,抗议当局非法逮捕工人。

又是一轮声势浩大的援助东兰农友风潮,军政当局被迫释放印刷工人和工人代表,并向广州总司部、中央执行委员会、国民政府以及广东、广西地方党政军各部门发出“俭电”,承认东兰农运的合法性,并对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都做了处置。

日子终于安定下来。

东兰县的农民协会很快发展到13个区,170多个乡,农会会员数也将近九万人。“东兰惨案”让韦拔群深刻认识到,革命斗争,不能没有外援。早前他曾多次到外县发动群众,指导各地农运工作,还派出东兰农运骨干,支援外县成立农会和组建农军,而这一切,都需要再强化。

韦拔群写信给还在省立五中读书的黄松坚,任命他为凤山县农民运动特派员,要他尽快返回家乡组建农会和筹划武装起义。黄松坚接到信后,当月即返回凤山,建立乡农会,创建农民自卫军,消灭盘阳区反动武装,很快成为凤山下三区农运的最高领导人。

这年秋天,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又办起来了,相比第一届,后两届农讲所还特地开设了妇女班,陈洪涛和陈鼓涛也回到东兰来了,他们都已加入共产党,成为中共党员,韦拔群很高兴,委以他们重任,并让他们担任东兰农讲所教员。

一切都让人内心欢喜。陈勉恕看到农军战士白天劳作,夜间训练,脸上毫无倦意,闪着光彩的眼睛,像盛着一个春天。城里乡下,随时能看到剪短发的女子,赶圩或劳作,三五成群的唱山歌。几乎每个村都设有演讲台,每到圩日,农会的人就上去宣讲革命道理。农会还严令禁止会员抽鸦片、赌博,烟赌都基本绝迹了。治安也很好,极少听到有盗窃或抢劫的事发生,在农会组织比较严密的武篆、兰泗,还能做到夜不闭户。这样的日子真好,老百姓盼望的,不就是这样安定祥和的生活吗?

“东兰惨案”的斗争,让韦拔群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力量,在与陈勉恕相处的时间里,也让他感受到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,与他的追求是那样的一致,这一切都让他萌发了加入共产党的念头,1926年11月,中共东兰支部建立,经陈勉恕和严敏介绍,韦拔群也成了一名中共党员。

每个人都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,不承想,1927年春天,农民们种下的玉米苗刚长到脚踝高,就传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,短短三天内,就有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,500多人被捕,5000多人失踪。广东、江苏、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。广西的国民党右派开始大规模“清党”,黄绍竑命令刘日福派龚寿仪团由七里圩正面向东兰县城进攻,同时由天峨、河池两面派军队堵截包围,全面“围剿”东兰、凤山两县农军。

右江各县的农民运动再一次转入低潮。

7.分耕,共耕

蒋桂军阀战争,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,李明瑞任广西省绥靖司令……1929年夏天,消息不断传来,每一个都昭示着时局的变化。秋天到来时,邓小平、张云逸带着一支队伍,到右江来了,跟随他们到来的,还有几艘装满枪炮弹药的汽船,四百多名农军,借来几十匹马,兴高采烈地把枪械驮回到东兰,每个人都等待着一场大风暴的来临。

1929年12月11日,这是一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日子,百色起义胜利举行,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,右江各县农军,穿上崭新的灰布军装,颈上系着红领带,每一个人都神采奕奕,他们已经是红七军战士了。东兰、凤山两地农军,全都编入第三纵队,韦拔群任红七军前委委员、第三纵队队长。

东兰各区、乡苏维埃政府建起来了,右江各县、区、乡苏维埃政府也陆陆续续建起来,各地赤卫军也组织起来了,东兰城内已看不到土豪劣绅的身影,民团的据点被摧毁,残余势力一部分逃到外县,另一部分则在县内偏僻的地方潜伏下来,伺机作乱,企图卷土重来。韦拔群下令,第三纵队各营各连与各区、乡赤卫队集中力量,开展清匪反霸斗争,消灭东兰、凤山、南丹、都安等地民团。

就在一个个民团据点被捣毁,一股股反动势力被消灭,红水河至右江各县苏区终于连成一片的时候,陈伯民和牙苏民先后牺牲了,一个月内,韦拔群同时失去两位亲密战友。一个亲密的人失去,就会想起很多过往,韦拔群外出投军,给旧友寄回《新青年》时,陈伯民还是一个刚刚考上省立五中的少年。而牙苏民是他的同窗好友,读过南宁岭南法政学堂,他卖田卖地卖牛卖马,筹办第一届农讲所时,是牙苏民,从家里拿来一百块大洋,沉甸甸地交到他手上。之后无数次筹钱买枪支弹药,无数次与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作斗争,陈伯民和牙苏民一直追随左右。战友的音容笑貌仍炽热,转身却已生死两别,而之后的斗争,必将是残酷的,而且只会越来越残酷,每个人都随时会失去生命,念至此,韦拔群悲壮地写下挽联:在红军,任赤军,都是救人民而奋斗;你先死,我后死,大家为革命而牺牲。

东兰的土地革命,在百色起义之后就开始了,从豪绅手里没收来的土地,全都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。《土地使用证》上盖得有苏维埃政府印章,红彤彤的,农民们捧在手里,一遍又一遍不舍地看,眼睛里闪着光彩。以前农军打土豪,也曾把田地分给他们,可从来没有颁发过证书——那真让人没法安心呀,往往是,种下的粮食还没等到收割,豪绅们又趾高气昂地来收租了。这大红印章,让农民们悬着的心变得踏实,现在不一样了呀,来了共产党,农军变红军,新政府颁发的证,就是地契。农民们都只认地契。

日子从这里开始,变得明朗明艳起来,人们仿佛看到第二年的玉米或稻谷,从地里噌噌噌长出来,一直长进自家粮仓里,原先空荡荡的房子到处充塞着粮食——这样的日子才有盼头呀,春种秋收,四季丰盈,土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命根子,以前命根子被别人捏在手里,便也只有逆来顺受的份。

那段时间,韦拔群常往山上跑,西山、中山、东山,凡是瑶民聚居的地方,全都隐在莽莽大山深处,最险峻最贫瘠的地方,他们世代居住在山里,却没有一寸土地属于自己。家是随地搭起的草棚,或是某一处岩洞,迁徙的时候,背起背篓,就能把全部家当背走。

很多年后,瑶民们还记得韦拔群攀过山道,迎面走来的样子,那么难走的路,他走得轻松愉快,脸上的笑容盛不下,溢出来,一直流淌进瑶民眼里。这些高山穷寨,自从来了韦拔群,便一切都不一样了,不论是他童年时,少年时,还是青年时。如今,瑶民们不用再替山主服苦役了,可以大大方方骑马上圩场,大大方方进学堂,却从来不敢想,还能拥有土地。

召开瑶民大会那天,韦拔群把从山主手里收缴来的地契,当着大家的面,全都焚烧成灰烬,再按人口平均分配,颁发苏维埃政府的《土地使用证》。山主霸占的山场、土地、森林,全都交出来了。千百年来,瑶族人第一次拥有了土地。那天的情景,瑶民们一直记在心里,不管时间过去多少年,都记得那个火热的场景,他们看向韦拔群的目光,韦拔群看向他们的目光,全都是欢喜。

武篆的土地革命已全面铺开,韦拔群从田间地头走过,乡亲们高挽着裤脚,弯着腰插秧,看到他,直起身子喊,拔哥。声音里全是欢愉。他便笑着挥挥手。到处一派繁忙,春天了,种子都得播下地。泥土,树木,河流,铺上鲜嫩的绿色,往远里看,一层更比一层浓郁,迎面扑来的风里,全都是春天特有的好闻味道。

蓝阿妈背着背篓走过来,看到韦拔群,两只眼睛笑盈盈的,弯成一道柔软的河流。她看韦拔群时,总像是看自家孩子。韦拔群也笑盈盈的,看着田间忙碌的人说,乡亲们都有田地了,这回生活总归好了吧。他像是问蓝阿妈,更像是自言自语。蓝阿妈跟着他的目光,看远一些的田地,又看近一些的田地,说,当然比过去好多了,有田有地就有饭吃,小娃娃多的家庭,有病有痛的家庭,就会比别人困难一些。

韦拔群停下脚步,又看向忙碌的人群,似乎突然想起什么,一句话没说,转回身便走。蓝阿妈习惯了,这孩子从小就这样,脑子转得快,谁也猜不透他心思。背着背篓,继续往田里去。

东里屯要搞共耕社了,村子里的人都在传这事,各家各户,田多田少,都拿出来一起耕种,一起分收成。从来没听说过共耕社,乡亲们有些兴奋,又有些忐忑。

共耕社成立大会就在韦拔群家旧屋基上举行,被龚寿仪焚烧过的房子,石阶仍在,残墙仍在,火焰吞噬过的地方,变成黑色,长久地留在那里。房子烧掉后,韦拔群又在一旁的特牙山半腰建起两幢泥砖瓦房,原来的屋基便一直空着。没有凳子,人们搬来石头,一行一行摆放着,没有桌子,就搬来韦拔群父亲早年练武用的方石,插上一面写有“东兰县武篆区苏维埃政府”的红旗,会场尽管简陋,倒也整齐庄严。

东里屯的乡亲们早早就来了,妇女们坐到一起,总有聊不完的话题,家长里短,婆婆媳妇,说到开心处便都笑,说到气愤处,便都骂。她们带来的小孩子,在会场里跑来跑去。男人们坐到一起,一支水烟筒,一个人抽几口,又递给另一个人抽几口,水烟筒咕噜噜响,男人们便聊起共耕社。贫雇农工会的人到家动员时,有些人同意,有些人不同意,后来得知,韦拔群和他的弟弟韦菁,把家里的耕地、耕牛、农具全都拿出来了,便也都同意了。

西山的瑶民也来了,坐到一旁,水烟筒递到他们手里,便也咕噜噜抽上几口,很自然地加入到聊天行列中来。跟着韦拔群闹革命后,山上的人,山下的人便近了,大多时候,没有人会去想,谁是瑶族人,谁是壮族人。

那一天,300多人聚在韦家旧屋基上,通过了韦拔群起草的《东里共耕社章程》,东里屯120户,570多人全部入社,西山一些瑶民也加入到共社耕来。

此后的日子又是新的日子,每天清晨,牛角号响起,社员们便走出家门,到划分好的耕作区劳作。耕牛和农具仍不够,韦拔群从邻乡调拨来几十头牛,社员们自己动手做农具,乡下人,祖祖辈辈在地里刨食,没有什么农具是不会做的。

一切都是新鲜的,一切都朝气蓬勃,激扬的氛围,仿佛有一根鞭子,不时抽打落在后面的人,原先懒散的人,也不敢懒散了,跟着勤快的人,一起努力劳动。韦拔群看在眼里,心里燃起一盆火,他又想到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道理了,壮家人总喜欢拿这样的比拟去说团结的事。东里屯共耕社搞得火热,可也只是一个试点,事实上,很多山㟖峒场并不适合共耕,每一个地方都得因地制宜。

这个三月,韦拔群派弟弟韦菁,带着一支工作队去到凌云县巴轩区,开展土地革命试点。韦菁去到后,立即召开骨干会议,成立雇农工会,深入群众宣传教育,清查土地和人口,一番努力之后,群众大会隆重召开了。

韦拔群、黄松坚、黄伯尧都被邀请来了,坐在主席台上,脸上都笑盈盈的。会场放着三口大铁锅,群众上缴的,以及从土豪劣绅家里收缴来的土地文契,厚沉沉的一摞,全都放进锅里,当众烧毁。

火燃得旺,风吹来,火焰更旺,灰烬升到空中,又纷纷扬扬落下来,几千份土地契约,一点点消失在众人眼里。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贫民们欢呼起来,笑嚷嚷地说,这下真的不用交租还债了呀。旁边的人便笑着应,不用交了不用交了,等下还会分给土地。所有的人便都笑,眼睛看着三口燃烧得旺旺的铁锅。太多年了,有些债都已欠了几百年,从祖上的祖上,一直到现在,利滚利,算不清也还不完,如今都被一把火烧没了。

那一天,不论老或少,也不论壮族人或瑶族人,每个人都分到一份土地,苏维埃政府又把没收来的地主豪绅房屋、粮食和财物统统分给贫苦农民。握着盖有大红印章的《土地使用证》每个人都恍如梦中。

邓小平来到武篆那天,下着毛毛细雨,天黑了,灯光从人户的门缝透出来,弱弱的,照不亮街道。韦拔群正在看书,听说邓小平来了,连忙放下书本走出来,邓小平站在门口,笑眯眯看着他,开口便说,拔群同志,你好呀!一口浓重的四川话。他戴着竹笠帽,拄着拐棍,穿着草鞋,裤脚卷得老高,浑身透着重重的湿气,一看就知道走了远路。他的身后,只跟着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。

韦拔群很激动,紧紧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,说,邓政委,辛苦了!

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面。部署好百色起义准备工作,又部署好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,邓小平就到上海去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了。两人一直没能见上面。

让邓小平换下湿衣服,吃了饭,两人便坐到火盆边聊天,初春的夜,桂西的气候仍是冰凉。两人说起当前的形势,土地革命,还说到刚刚成立的共耕社,越谈兴致越浓。那一夜,两个男人聊到通宵。邓小平原是来向红七军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,知道红七军主力已远去黔桂边开展游击战争,便决定留在东兰,领导地方工作。

韦拔群住在魁星楼里,这里原来是人们祭祀文魁星的地方,把神牌菩萨搬走,魁星楼便成了农民协会和工农民主政府办公的地方。邓小平到来,韦拔群就在二楼加了一张竹床和一张旧八仙桌,两个人住到一起,白天走村串户,进行土地革命调查,晚上探讨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深入铺开的策略,魁星楼上的灯光经常亮到深夜。

邓小平总是笑眯眯的,走到哪里,都喜欢找群众谈心,那一口四川话,听多了便也听懂了。邓小平坐在低矮的房子里,和老百姓一起吃玉米糊,吃木薯,吃猫豆,吃得津津有味,乡亲们便高兴起来,说,邓政委和拔哥一样,一点官架子都没有,像是我们壮家人。

东里屯离县城远,离省城更远,乡亲们购买一包食盐都很难,邓小平和韦拔群便又指导开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,负责从外地组织购进食盐及其他日用品,低价向社员提供,解决了东里屯因交通不便造成的日用品缺乏问题。

进入五月,天变得越来越旱,晚稻秧苗刚插下,垂着头立在田间,蔫巴巴的,打不起精神。韦拔群组织战士们帮助挑水抗旱保苗,仍是杯水车薪,便和邓小平商讨,决定组织劳力修水渠。

银潭就在附近,一年四季盈着一潭绿莹莹的水,想法把泉水引过来,庄稼就有救了。邓小平和韦拔群亲自测量,和群众一起挖土筑土,修起一条八里长的水渠,清凌凌的泉水,欢泼泼地流进田里,流向周边上千亩土地,共耕渠成为东里屯公共水利设施,近百年之后仍在发挥作用。

1930年本是大旱之年,东里屯却迎来了大丰收,共耕社500多人都分到了粮食,余下一万多斤,作为公粮,留一部分作种子,其余全供给红七军和苏维埃政府。

东里共耕社试办成功后,东兰县的土地革命便全面铺开了,紧接着是凌云县、凤山县,一直蔓延到右江各县。

拥有了土地,人们参加革命的热情更高了,在韦拔群的号召下,东兰县各区、乡,相继成立了童子团、少年团、运输队、草鞋队、缝衣队、交通队、给养队、耙田队、破坏队、侦察队、牧牛队,几乎全民皆兵。这股浓烈的革命气氛,很快又蔓延到各县去。

8.第二十一师

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来到右江时,田间地头一片金黄,沉甸甸的稻穗,正等待着人们去收割。邓拔奇从上海来,为的是传达李立三给红七军的指示: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,打下柳州、桂林,在广东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,狙击粤、桂军阀,以配合红三军团夺取武汉,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,最后夺取广州,完成南中国的革命。

这道被后人称之为“立三路线”的指示,让红七军吃尽了苦头,几个月后才被告知,邓拔奇带来的指示,是一道错误指示。右江与上海,关山阻隔,当邓拔奇带着李立三的指示从上海出发,历经三个多月,艰难辗转到达右江时,中央已在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,批判了李立三“左”倾冒险错误,停止了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,并改组了党中央。可是,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并不知道,红七军前委更不知道。

整编授旗誓师大会在河池城郊举行,那一天是1930年11月9日。七千多名红军战士,按照新编的序列,排着整齐的方队依次走进会场。邓拔奇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授予第十九师、第二十师、第二十一师各一面军旗。

韦拔群全副武装走上主席台,一个标准的立正、敬礼,从邓拔奇手中接过军旗,双手高高举起,用力一挥,鲜红的旗帜在空中展开,猎猎作响,全场顿时欢声雷动,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。

台下有战士轻轻抽泣。

这次北上执行中央命令的是第十九、二十师,第二十一师只有一个番号和任命负责人——韦拔群任师长,陈洪涛任政委,黄松坚任副师长。第三纵队都编到第十九、第二十师去了,韦拔群把他一手带出来,跟随他出生入死多年的战士、马匹和精良武器全部拨给北上的主力部队,只留下几十名不能远征的老少残弱战士,带回东兰重新组建部队。来自右江各县的战士舍不得家,也舍不得韦拔群,纷纷要求留下来,被他劝住了。

韦拔群望向台下,目光里多了一些柔软,动情地说,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,要无条件执行党交给的一切任务;我们是光荣的工农红军一员,要无条件地为天下的工农利益去战斗。革命者处处都是家乡,我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全中国、全人类。希望你们出征后,在党的领导下,不畏艰险,不怕困难,英勇杀敌,将来必定会胜利地打回家乡来。我们也一定要用鲜血和生命,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,用战斗迎接同志们凯旋!

台下的抽泣声连成一片。

离开河池那晚,韦拔群到军部宿营地与邓小平、张云逸、李明瑞告别,邓小平让张云逸带领一个连去送韦拔群。夜里下起小雨,张云逸和韦拔群边走边聊,他们有太多的话要说了,在右江的这段时间里,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,百色起义,清匪反霸,土地革命,一场又一场战斗,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,就在右江老百姓的笑容越来越多时,他们又要分别了。

雨丝飘到脸上,凉冰冰的,几十名战士走在前面,他们是一些扛着红缨枪的少年和一些空着手的病残老兵,还有一些背着老旧枪支的赤卫队员,队伍羸弱得让人难过。张云逸心里很沉重,红七军主力北上之后,桂系军阀、民团、地主武装,还有黔军、滇军、粤军,必定会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镇压,留下来的人将面临着一场又一场恶战,这也是邓小平和李明瑞放心不下的。

张云逸说,主力部队北上之后,你们的处境会很恶劣,斗争会更艰巨更复杂。在困难的时候,要看到光明,要紧密依靠右江各族人民群众,坚持到红七军打回来,坚持到革命最后胜利。

韦拔群说,请张军长放心,也请邓政委和李总指挥放心,右江的石头是硬的,经得起风吹雨打,困难再大,任务再艰巨,我们也一定能坚持革命到底。从右江两岸到红水河畔,我们有几十万各族兄弟,他们都是我们的靠山。有人民,我就不怕,我在这里一定可以重新组建二十一师。

路泥泞,缠绵的雨让离别更伤感,两人肩并肩走着,张云逸送了一程又一程,不知不觉送出了二十多里地,韦拔群又执意把他往回送,一直送到离河池只有几里路了,才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。不承想,这一别,却是生死诀别。张云逸一直记得那个黑夜,他站立原地,看着韦拔群的背影越走越远,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,很多年后,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张云逸,每见到来自广西的人,都会跟他提起韦拔群,提起那个阴雨绵绵的夜晚。

黄松坚任凤山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,接到整编通知,跟韦菁交代好工作,就匆匆往河池赶,走到东兰县城附近,看到一支扛着大红旗的队伍,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二十一师”几个字迎风飘扬。韦拔群远远地向他招手,黄松坚迎上去,开口就问,怎么?不走了?

嗯,不走了,你也不走了。主力部队昨天就出发了,前委决定,洪涛和我们俩留在右江苏区,重新组建战斗部队。

黄松坚跟着韦拔群往武篆走,知道他只带回几十名战士,心里沉甸甸的。韦拔群笑着说,不要灰心泄气,我们现在的情况,比当年闹革命白手起家时要好得多,右江农民群众早已觉悟,他们经历过土地革命后的幸福生活,绝不会轻易放弃,这是我们重振旗鼓的坚实基础。

韦拔群面带微笑,目光看向远方,眼睛里的笃定,让黄松坚纷乱的心很快沉静下来。地里的玉米收了,稻谷收了,空荡的田野显得有些寂寥,万物生长的速度已经迟缓下来了,再过一些时日,冬天便来了。

时局在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之时发生了变化,那时候,第二次滇桂战争结束了,桂系军阀白崇禧率部侵占百色,将第七军司令部设驻百色,将第四军司令部设驻恩隆县,将第十九师驻守南宁,留第二十一师、第十二师在右江,准备大规模进攻右江革命根据地。果德、思林、恩隆、恩阳、奉议、百色等右江沿岸各县已经被桂军占领了,陈洪涛把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机关迁到七里山区,各县苏维埃政府也相继转入农村。

韦拔群决定将右江上下游各县分散的赤卫军集中起来各组成一个团,他负责在东兰县组建六十一团,黄松坚赴凤山县、凌云县以及天峨县组建六十二团,陈洪涛赴右江下游各县组建六十三团。各区的赤卫军队员们被召唤来了,少年团、运输队、草鞋队、缝衣队、交通队、给养队、耙田队、破坏队、侦察队、牧牛队的队员们被召唤来了,一些群众也赶来,纷纷加入红军队伍,两个月后,红七军二十一师组建起来了,除直属部队外,辖三个团、一个独立团、两个独立营,共有五千多名战士,此外,各县、区、乡又新组建了一定规模的赤卫军。

乙圩村的人还记得,那一天是1931年1月1日,一向寂静的小山村沸腾起来,收割后的田野上站满了人,近的村远的村都有人来了,男男女女老老少少,手里拿着小红旗,欢乐地唱着革命歌曲。田坝中搭起一个台子,写有“右江军民庆祝红七军二十一师成立大会”字样的巨幅红布横额特别惹眼。

红军战士一列列站到台前,五千多人,威武庄严,目光整齐地看向主席台。韦拔群昂首挺胸站在台上,说过去斗争的胜利,说拥有土地的幸福,说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,说过去能够白手起家打倒豪绅官吏,现在有这样的实力基础,就必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反革命“围剿”。初冬的阳光很暖,打到每个人身上,黑发白发都闪着光,韦拔群威严的目光从全场扫过,铿锵有力地说,他们有十万兵,我们有十万山,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做我们靠山,怕他们什么!

顿时,欢呼声、掌声响起,“坚持革命斗争”“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”“共产党万岁”“红军万岁”等口号响彻上空。

刚刚收割的谷子,晒在每家每户房前屋后的空地上,金灿灿的,晃人的眼,屋檐下挂着的玉米黄豆,颗粒饱满得让人欢喜,一切都让人感觉到那么富足,每个人都害怕这样的日子再次失去。

——每个人也都相信,这样的日子不会失去,因为有韦拔群在,有红七军二十一师在。

原有的兵工厂加大了生产力度,各团指挥员回到原地后,又新建起很多兵工厂,夜以继日地赶修枪械,翻造子弹,制造枪支弹药土炮土地雷。局势已经很紧急了,韦拔群命令六十一团第三营和师部机枪连驻防恩隆七里山区;六十一团第一、二营和赤卫军驻防东兰东部边境;六十二团和独立团驻防右江下游各县;六十三团驻防凤山、凌云;岜暮独立营驻防岜暮;另有两个营驻防河东地区;都安独立营驻防都安山区,拱卫右江上、下游革命根据地。

农历正月初四,年的味道还很浓郁,人们还沉浸在春节互走亲戚的热闹时,盘踞在贵州盘江的小军阀王海平,派来两个团,从南丹侵入凌云县。潜伏下来的土豪也窜出来了,配合黔军,向海亭、福才、平乐、洪力等地全线进攻。不到两百户人家的海亭圩,被连续攻打了四天,老人、妇女、小孩被迫撤到一个名叫牛尾洞的山洞里躲藏,两名红军战士负责护卫。

凌云的山又高又陡,树木密,石头多,凭借天险,红军战士英勇还击,手无寸铁的群众搬起石头奋起反抗,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。见强攻不下,敌人把海亭乡的民房全拆了,把茅草、干柴搬上山,把辣椒、烟叶搬上山,在机枪火力掩护下,堆到洞口外,一把火点燃,呛人的浓烟顺着风势,源源不断往洞内灌,一时间,咳嗽声哭喊声不断,连续熏了几天几夜,直到洞内的声音越来越弱,直到所有的人被活活熏死。

那些天,海亭乡所有的村屯都被搜捕了,几百名群众被捆绑着,拉到田坝上拷打,逼问红军及其家属下落,小孩子惶恐地躲到大人身后,大人们全都沉默着,敌指挥官暴跳如雷,指示士兵从妇女们怀里夺去9名婴儿,一个一个剥光衣服,丢到冰冻的烂泥田里,乡亲们几次挣扎着冲上去抢夺,都被敌人的机枪阻挡住。婴儿哭声凄厉,听得人心如刀割,母亲们坐在地上绝望恸哭,大人和孩子的哭声长久回荡在山谷里,一天一夜过去,婴儿的哭声渐渐弱下来,最后全都冻死在烂泥田里。

一场血腥屠杀又开始了,398人倒在血泊中,40多人被拉到外地强卖。海亭乡38户从此断了烟火,24户背井离乡,全乡田地整整荒芜了7年。 

面对来犯之敌的两千多兵力,驻防凌云的红军还是太薄弱了,战士们退到山林与敌人周旋,群众则由赤卫军掩护退入三门洞、燕子岩、海下岩等岩洞躲藏。在黄伯尧的率领下,凌云县苏维埃政府撤到凤山县久文村。

和东兰县一样,凌云县多是石山,石山多有岩洞,事实上,喀斯特地貌让右江地区的大石山普遍险峻陡峭,每次灾难一来,乡亲们都往山上躲,山总不会断了人的路,野菜野果能充饥,大小岩洞能藏身。石山的陡,让土地贫瘠,对战时,却是最好的工事,易守难攻。

三门洞里的两千多名群众,由一个排的红军战士负责保卫。在当地土豪的带领下,敌人很快寻到这里来了,以一个团的兵力向三门洞发起进攻,屡次强攻不下,熏烟火也无济于事——洞太宽了,岩层折折叠叠,毒气根本起不了作用。敌人便又层层设岗,处处封锁,只等着洞里的人渴死饿死。

洞中没有水,洞外的水源又被敌人封锁,带来的水喝完了,人尿马尿牛尿也喝到再也拉不出半滴,不得不杀牛杀马喝血解渴,再后来牛马也杀光了,人们渴得口干唇裂,浑身瘫软,五百多人就这样渴死了。

没有路,洞外全是敌兵。洞口上方悬崖有一道逼仄的石缝,一线光照进来,抬头看天,天只有五指宽。悬崖很陡,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,就算是猴子,也很难攀得上去,可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,战士们决定掩护群众,从这道石缝转移出去。

每到夜间,战士们护送群众,手攀青藤,脚勾石缝,艰难往上爬,一个一个慢慢向外疏散。二十多天里,先后有一千多人爬了出去。艰苦抵抗近一个月,三门洞还是被敌人攻破了,来不及转移的军民被押下山去,一百多人因无法走动被当场砍死,数十人因浑身瘫软滚下山崖身亡,另有数十人因饥渴难耐,一到河边便暴饮而死。

红六十三团团长廖源芳率部赶来,到久文村与黄伯尧联络上后,集中四个连的兵力向黔军驻地突袭,救出被抓捕的群众后,迅速撤回久文村,黔军随即率兵进攻燕子洞、海下岩,把洞里四百多人都枪杀后,转向凤山县进攻。

凌云革命根据地陷落了。

9.鱼与水

每当枝头抽芽,便是又一年春到来,躲在深山里的人,就是这样计算时间的。桂系军阀第七军军长廖磊率部向东兰、凤山大举进攻时,地里的苗已长到一尺来高,本应是个好年景的,最后却什么也没能留下。一个春天过去了,又一个春天过去了,桂军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扫荡一次比一次残酷。

韦拔群背着大马刀,奔走在山㟖间,他瘦得厉害,一脸络腮胡,目光冷峻,仍是那样威风凛凛。岩洞里的群众,有红军战士护卫,修建有堡垒城寨的村子,开挖的地道能一直通到山上,韦拔群四处巡视,指导大家加固防御工事。所有的坳口、关卡、要隘和转弯路段,赤卫军都埋上地雷,设障碍物。战士们潜伏在两旁,地雷炸响,便从两头冲过来,歼灭敌人。红二十一师给敌人的打击一次比一次严重,可敌人仍疯了似,源源不断派兵增援。第一次“围剿”,桂军动用一万多兵力,第二次“围剿”,再动用八千多兵力,一个又一个据点失守,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陷落。原定的内线坚守和外线策应战略,在敌人数倍于己的兵力下受挫,跳出外线的队伍,损失较大,而坚守内线的部队,则面临着粮食和弹药都极为缺乏的困境。

韦拔群召开中共右江特委与师党委联席紧急会议,决定从西山抽调干部,分南北两个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北面由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黄举平率领15名干部,前往凤山八奈河,与早前师党委派往当地打基础的牙永平和牙美元会合,组织黔桂边工作委员会,开辟新区,发展红河上游各县的工作;南面由副师长黄松坚率领15名干部,到右江下游会合黄书祥和腾国栋等人,恢复革命根据地,伺机向红水河下游、滇桂边和中越边发展。韦拔群和陈洪涛坐镇西山指挥。

会场里的人,全都消瘦得厉害,身上的衣衫常年钻山林,破损得不成样了,两年反“围剿”斗争,大家辗转于山㟖峒场,以野菜、野果充饥,以辣椒当盐,以岩洞栖身,以围火过冬,经受了世上罕见的严峻考验。

韦拔群的目光,从每个人脸上缓慢移过,六十余名干部,全都目光灼灼地看着他。这样的目光和多年前的目光一样,是炽热坚定的,让人感受到钢铁般的力量。两年里,一个又一个亲密战友牺牲,一批又一批战士倒下,一个又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叛变,而眼前这些人却一直坚持着,和他并肩作战。相比敌人的枪炮,叛徒带来的伤害更大——敌人千方百计都无法杀害的人,最后却倒在叛徒的枪口下,而很多牢不可破的据点,也因为叛徒的指引,连连失守。

就在不久前,红六十一团第二营营长韦超群潜到南宁公开投敌了,被敌人委任为“红河游击大队少校大队长”。这个叛徒回到东兰,就公开拉拢动摇分子,红军师部警卫连连长等都投入到“红河游击大队”任小头目,他们勾结到一起,对不听拉拢的人进行武力威胁,威逼红军战士交枪叛变。在软硬兼施下,不到一个月,就网罗了一百多名叛徒。

韦拔群又说到革命节气,理想信念,说只要坚持到底,革命一定会胜利,邓政委、张军长也一定会带着队伍打回右江来。

1931年夏天,就在一万多敌兵,疯狂对苏区烧杀掳掠时,特派员陈道生,化装成游乡串寨的理发师,从香港辗转来到右江,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将“红七军二十一师”番号改编为“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第三师”以及将“右江苏维埃政府”改为“右江革命委员会”的指示。当知道红七军主力部队已到达江西,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时,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。韦拔群想起临别时,张云逸说的,在困难时,要看到光明,陈道生不远千里前来传达的,就是光明,就是希望。红二十一师并不是孤身作战,党中央一直都在。

1931年11月7日,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,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,尽管韦拔群未能出席大会,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消息传来,艰苦卓绝反“围剿”斗争中的军民兴奋不已,再一次得到了鼓舞。

韦拔群的目光又在每个人脸上巡了一遍,深沉地说,要革命就会有牺牲,革命者要有不顾自己宝贵的生命,不顾亲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妻子、儿女,不顾家庭财产和美好田园,不顾亲戚好友,誓死捍卫革命的精神、勇气和斗志。

会场很静,韦拔群激昂的声音回荡在山谷,六十多双眼睛坚定地看着他,没有丝毫躲闪,这让韦拔群的心又暖了起来。

会议之后,陈洪涛又主持召开三位常委秘密会议,决定成立右江下游党委和黔桂边委,两个党委接受中共右江特委的领导。各级党委必须注意党内军内的思想动态,对言论、行为不正常的人,要注意防范,内部出叛徒要严加惩处。韦拔群说,我们三个常委,谁活着,谁就负担起领导右江革命斗争的重任。他伸出手,陈洪涛和黄松坚也伸出手,三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
韦菁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。1931年冬天,他和陈庆锷护送陈道生去香港,并代表党委向上级汇报和请示工作,一去便杳无音信。几年后,人们才知道,两人完成任务后,返回东兰途中,不幸在梧州被捕,已遭敌杀害。韦菁二人迟迟不归,韦拔群又派白汉云、韦述宗、黄金猷去香港,找上级党委汇报和请示工作。韦述宗是韦拔群第二个儿子,只有十六岁,年纪虽少,却已是一名勇猛的红军战士。三人完成任务后,从香港回到广西,却因敌人层层封锁,回不了东兰,便转到宾阳县白汉云的老家化名潜居下来。谁也不曾留意,黄金猷什么时候偷偷潜回东兰,向敌人投降。白汉云和韦述宗来不及隐藏,就被黄金猷带来的人抓获,押解到南宁,一番威逼利诱都无效后,便将两人杀害了。

这一切,韦拔群仍然不知道。

1932年8月,白崇禧来了,这个桂系军阀二号人物、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亲自坐镇指挥,调动一万多兵力,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“围剿”。而这个时候,韦拔群统一指挥下的红军,只有不到一千人。

敌军长廖磊率部,兵分七路,向西山大小弄京进军,沿途一路烧杀抢掠。韦拔群得报,率领部队在各路口设竹签陷阱,埋地雷,布滚石阵,张开天罗地网,只等着敌兵前来送死。不料,第三营营长黄家康叛变投敌,红军部署全部暴露,敌军在叛徒的带领下,绕道前进,大小弄京被攻破了。韦拔群和陈洪涛率部退守西山弄里,敌人扑了个空。廖磊不甘心,命两个营的兵力在西山反复搜索,却都遭到军民顽强抵抗。

廖磊很是苦恼,岩洞里,山顶寨子里,村民和红军据险反击,宁愿一整洞一整寨被枪杀,被火烧,被毒气熏,也不出来投降。而山㟖峒场,有好几次,明明知道韦拔群就在村里,却被村民藏起来,让他们找不到。韦拔群是鱼,这些村民就是水,他得先把水舀干,让那鱼没有生存之地。

西山被团团包围了,每个路口都设有关卡,过往行人被严密盘查。泗孟、兰木、江平、武篆、盘阳等重要地点,都有桂军正规军各营驻扎。敌人逐峒搜山,一草一木梳洗,一步一步扎营,所有的水源都被封锁,小村庄、峒场等不宜驻兵控制的水源,统统投放毒药。

地里的玉米、甘蔗全被砍光了,敌兵所到之处,先放火烧寨,将人和牲畜赶出来。村民在刺刀威逼下,被迫集中到武篆、江平、太平等地集中管制,隔绝与红军的联系。在严密的封锁下,村民出入,一律受到搜身检查,食盐、火柴等一切日用品难以运进西山。

东兰各区同样遭到摧残,村寨变成火山血海,群众被逼迁到武篆区及河池县等地集中管制,不准回来耕种,田地一片荒芜。

在西山用兵同时,廖磊还命令凌云、凤山、南丹、东兰、河池各县民团向黔桂边、巴暮根据地及那地洋州等地进攻。岜暮革命根据地陷落了。果棉峒被敌攻占后,河东最后一个红军据点也被敌摧毁了,剩下的只有西山革命根据地南部一隅之地。外线作战的红军发生的这一切,内线作战的韦拔群和陈洪涛一无所知。

敌军源源不断进兵,还把土豪武装配到连队当向导,向西山发动新的攻势,白天搜,夜晚也搜,发现有一丝火光,就疯狂扫射轰击。坚守西山的红军更艰难了,粮食筹不到,情报也断了来路。冬天野菜本就不多,没过多久,三山五岭能吃的都吃了个精光,好在原先储备有一些南瓜,每人一顿能分到四指宽的一小块。

战士们白天打仗,夜晚翻装子弹,日夜都处在紧张的战斗状态。深冬了,寒风刮过山野,刀子一样锋利,身上的衣裤早已烂成鱼网,打个寒噤就会震开几道口子。不能生火取暖、煮食,日子更难过了,韦拔群把衣服脱下来,给伤病员穿。他总是这样,有吃的,必定是先战士,后干部。大家便也相跟着,留下南瓜让体弱的人吃,自己嚼茅草根,冷了就打拳、蹦跳,闲下来就互相逗笑取乐,大家苦中作乐,团结一心,粉碎敌人白天黑夜的车轮战。韦拔群每到夜里,便悄悄摸出去,一峒一峒奔走,到各个阵地督战,发出坚持,坚持,坚持到底的指示。

庄稼总是要种的,敌人也需要庄稼。饭总要吃,菜总要吃。村民便以下地放肥、上山砍柴为掩护,在背篓的灰粪里藏上粮食,或是走最偏最险的山道,躲过敌人岗哨盘查,冒着生命危险,给山上的红军送食物。

蓝阿妈几乎是攀着悬崖走,玉米饭装在布条里压扁,紧紧绑在胸前,装着上山砍柴,攀藤附葛,爬上岩洞,给韦拔群送吃的。不论韦拔群转移到哪里,她总有办法找到他。敌兵盯上蓝阿妈,逼着她上山,带路去找韦拔群。已经走很久了,从日头升起到落下,仍没见到韦拔群的踪影。蓝阿妈被打得满脸是血,她仍笑盈盈的,说,山里岩洞多很,慢慢找吧。又说,你们哪里抓得到拔哥呀,他是龙变的,能上天入地,没有人能抓得到他。

敌兵听厌了,提起刺刀往她嘴里捅,鲜血喷泉一样冒出来。走到一个悬崖边,蓝阿妈说,我记起来了,上次就是在这里见到拔哥的。敌兵立刻走上前探头看,蓝阿妈突然猛力往前一冲,抱着两个敌兵,一起往悬崖下跳。

这一切,韦拔群仍然不知道。他也不知道,他的三个母亲、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,被敌人困在山上,都已饿死了。除了一个妹妹还活着,他家里已经没剩什么人了。

敌军折腾了一个多月,始终找不到红军踪影,甚至听不到关于韦拔群和陈洪涛等人的丝毫消息,便加剧了对叛徒的收买。韦拔群的赏金提高到一万五千元了,陈洪涛的赏金也提高到七千元,白崇禧又从柳州增调来一个营,加强对西山的搜索。

外线的消息进不来,内线的消息出不去,韦拔群几次派参谋和联络员出去联络,都是一去不复返。眼看敌人对西山的包围圈越压越小,韦拔群当机立断,带着警卫员罗日块,秘密转移到东里屯附近山林隐蔽,准备找陈洪涛研究对策,跳出敌人包围圈,到新区开展工作。

10.他是龙

韦昂喜欢赌博,喜欢陈的白。陈的白长得好看。韦昂是韦拔群远房堂侄,家里穷,韦拔群一直接济他,还给他娶老婆,儿女也生了几个。韦拔群说,你喜欢陈的白,也不能连老婆、崽女也不顾呀。韦昂听不进去。

韦昂打仗勇猛,人机灵,韦拔群把他当作警卫员,长期带在身边。这次敌人大举进攻,韦拔群下令红军队伍分散,警卫营驻守西山。韦昂军纪作风不好,被韦拔群发现后,清洗出队伍,跟他一起被清洗的,还有八个人。韦昂回到东里屯后,一直躲藏在香刷洞里。

韦拔群偶尔也会转移到香刷洞住一两晚,他仍然信任韦昂,觉得这人纪律松散,但心不坏。几个月前,他们刚合演了一场惊险的骗赏金戏。就在敌人将韦拔群的赏金提高到一万元时,他派警卫员韦昂和韦华,去见武篆民团局长,说日子太苦,过不下去了,他们趁韦拔群不备,将他绑了,关在山洞里,由其他人看守,他俩专程跑来报告,等拿到赏金,就全体带枪下山投诚。韦昂是韦拔群的贴身警卫,衣衫破烂,脸上是长年饿出来的蜡黄和消瘦。敌人将信将疑,派人跟着韦昂爬上山察看真假,看到韦拔群被绑在岩洞里,头上缠着绷带,脸上、胸臂全是血,便信以为真。

几十个县警、团丁挑着银元来到约定地点,韦拔群也被捆绑着,抬下山来。东里桥中间摆有一张八仙桌,用来清点银元。红军在南岸桥头,揭开担架,让敌人看清被五花大绑的韦拔群,韦昂和韦华站在桌边,监督点数银元。数毕,红军把钱挑走,韦拔群也被抬到桥中间,敌人正要给韦拔群戴上手铐脚镣时,北面路口突然响起枪声,四面红军伏兵齐起。等到候在附近的敌军闻声赶来,韦拔群已率部撤离。部队经费困难暂时得到解决了,可这是一步险局,如若韦昂或韦华起了贪心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壮族人说一个人叛变,就会说,那个人卖了灵魂。韦拔群不知道,韦昂一家人刚刚卖了灵魂。他带着罗日块,再次转移到香刷洞时,天已经黑了,没有觉察到韦昂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和慌乱。

一夜无事。第二天,韦拔群派罗日块去请陈洪涛,他就在这附近峒场。陈洪涛很快赶来了,背着一支驳壳枪,警卫员韦华跟在一旁。韦昂和韦华到洞口外放哨,韦拔群和陈洪涛坐在洞内石头上,商量第二天分头跳出包围圈,转移到右江下游开展活动的事。罗日块在一旁煮饭菜,粥是玉米粥,菜是黄豆和饭豆,很久没吃到这么好的东西了,溢出来的香气诱得人心痒。他听见陈洪涛说,拔哥呀,别人认得你的帽子,明天出去不要戴了。那天,韦拔群戴的是一顶牛皮红帽。吃过饭,陈洪涛和韦华就回去了。

那两天,韦拔群身体不舒服,发烧发冷,送走陈洪涛后,便躺到床上,驳壳枪压在枕头下,很快昏昏入睡。罗日块睡在床的另一头,两人同盖一张毛毯。床是韦昂的,三块木板铺在石头上。岩洞不大,阴冷潮湿,往上曲折延伸成三层,一层比一层狭窄昏暗,最后一层再走几步,就能直通山后。韦拔群和罗日块睡在第三层,一有敌情,很快就能从山后撤离。韦昂坐在火堆边,垂着头,一动不动,像是睡着了。罗日块探头看了他几眼,很快也睡着了。罗日块是瑶族人,只有十五六岁,正是贪睡的年纪,一天到晚跟着韦拔群爬坡爬岭,早困乏了。

陈的白走过来,坐到火坑边,伸手掐韦昂大腿。他知道她的意思,韦拔群明天就要离开西山,以后想找到他,怕是更难了。韦昂跟随韦拔群多年,知道他的警觉和能力。今晚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韦昂的心很乱,对于韦拔群,他又敬又怕,当然还有恨,被清洗出队伍,他很不甘心。前一阵子,陈的白哭哭啼啼找上山来,说被廖磊酷刑折磨,逼她去找韦拔群。武篆区的人,谁不知道陈的白与韦昂的关系呢,廖磊是冲着韦昂来的。陈的白解开扣子,韦昂看到她雪白的胸脯有烙印。陈的白说,如果不杀韦拔群,全家人都得死,敌人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陈的白还说,杀了韦拔群,不但有一万五千元银子,还可以在柳州有一幢三层洋房。陈的白又说,还可以混个官老爷当当。

陈的白说的时候两眼发光。

韦昂终于走向韦拔群,他听见鼾声,韦拔群的低沉,罗日块的舒畅。如果不是在病中,离得十步远,韦拔群早察觉了,很多人传说韦拔群睡觉时,有一只眼睛是睁着的,其实并没有,他只是比别人更警觉敏感。韦拔群是练武之人,腿拳功夫了得,爬坡速度快,反应速度快,开枪速度也快。

韦拔群真的病了,睡得很沉,韦昂从他枕头底下抽出枪,对着他的头,开了一枪,又一枪。一共三枪。一座大山倒下了。那一刻是1932年10月19日凌晨4时,正是最黑暗的时候,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。韦拔群三十八岁。

罗日块迅速翻身跳起来,看到韦昂手中的枪,一下子就明白了,转身想跑,韦昂一把将他抓住,枪口冰冷地顶到他脑门上。韦拔群的头被砍下来了,闭着眼,神态安详,仍是睡着的样子。他真的太累了。罗日块眼泪哗哗往下流,心里很害怕,也很凄惶。坚守西山的那么多个日子里,他跟着韦拔群转过一峒又一峒,恶战打了一场又一场,无论遇到多少危险,从没想过韦拔群会死,在他心里,韦拔群就像大山一样,永远屹立。

罗日块被绳子捆绑,韦昂把一个烂背篓挂到他身后,要他把韦拔群的头背下山。罗日块不愿意。韦昂母亲说,你不背去,也一块死。声音低沉,阴森森的。她之前一直沉默,这时候突然发声,所有的人便都看向她,眉眼慈善的老妇人,变得面目狰狞。韦昂妹妹站到一旁,脸煞白,神情惶惶。只有陈的白在笑,像是卸下重担,很轻松的样子。韦昂看着,有一瞬间的陌生感,韦拔群的眼睛还真是毒辣,一眼就看出这女人非善类。可韦昂偏就喜欢她,说到底,他也非善类,他和陈的白是同一类人。

天已大亮,罗日块被逼着,背韦拔群的头往山下走,韦昂跟在后面,身上背着韦拔群的驳壳枪,手里拿着韦拔群的大马刀。一路上,每见到一个人,都大声嚷嚷,狂笑着说,我今天撩了韦拔群的头,你们要看就去武篆圩看。路人避到一旁,站得远远的,一脸惊恐,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。

韦昂那么张扬,其实心很虚,从此后,他就是红军的罪人了,是右江所有革命军民的罪人,无论躲到哪里都会被追杀。总有一天,他会死在红军或赤卫军手里的。陈的白也会死,也许,他母亲妹妹都得死。

——右江再也没有韦昂立足之地,一万五千元赏银也没能拿到手,当然也没有三层洋楼和官老爷位子,廖磊把他一家人藏到柳州,只准他按月取利息过日子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廖磊自顾不暇,韦昂在柳州待不下去,便又跑到河池,中共黔桂边委获悉,立刻派人将他处死。这些都已是后话了。

韦拔群的头颅被悬挂到武篆原苏维埃政府门口,不久后,又被装在一个玻璃金鱼缸里,用防腐药水泡着,拿到东兰、百色、南宁、柳州、梧州等地“示众”。

东里屯乡亲们在深夜里,悄悄潜入香刷洞,把韦拔群的遗体背出来,安葬在特牙山一棵古榕下,那里离他家很近。韦拔群的家又成一地废墟了,廖磊一把火把房子烧没了。为了蒙蔽敌人耳目,乡亲们又在坟上盖小庙,各家各户献出砖瓦木料,只一夜工夫,小庙就盖起来了。人们在坟上砌神台,竖起几块石条,写上神名,摆设香炉,挂红布,并按照壮族人的风俗,每逢初一、十五,老老少少都去庙里上香。庙在特牙山上,庙就叫特牙庙,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庙又叫红神庙。

乡间多了很多传说。瑶家人说,韦拔群从香刷洞得道升天,进入天国当了神仙,冥冥之中一直保佑着瑶族人“上刀山下火海”。苗家人说,韦拔群化为人首龙身的龙人,飞到中央苏区,成为护佑壮族、瑶族、苗族红军的保护神。侗家人说,韦拔群变成一只红色神狗,奔过风雨桥,飘洋过海,飞到西王母那里去了。

拔哥没有死呀,他是龙呢。老人们都这样说。

韦华也投敌了,和韦昂一起,连夜带敌军上山搜捕陈洪涛。陈洪涛和父亲陈元公转移到弄羊山隐藏,敌军从四面八方搜来,陈父见情况危急,对陈洪涛说,孩子,我已老得骨头能敲鼓了,你还年轻,将来还要做很多事。我把敌人引到那边,你赶快跑。说着便从岩石后冲出来,往悬崖那头狂奔,敌人以为是陈洪涛,紧追不舍。陈洪涛看到父亲纵身跳下悬崖,含泪往相反方向跑。

陈洪涛找到红军连长黄玉温,两人跳出重围,化装成商人,潜入敌占区燕乐、奉议等地,进行革命活动。燕乐区委书记王廷业也已出卖了灵魂,这个可耻的叛徒,设下圈套,引敌来把他们抓捕,两人被敌杀害于百色城郊,那一天是1932年12月22日,陈洪涛二十七岁。

韦拔群、陈洪涛先后牺牲,像是引发了一场大地震,右江地区人心动荡,很多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,动摇分子纷纷叛变投敌。曾任红六十一团团长的韦命周,1921年就跟着韦拔群闹革命,那么多艰险都挺过来了,这时候却也捱不下去,出来投敌了。这些叛变的人,被任命为“收枪委员”,带着敌兵进山,把韦拔群生前藏在山洞里的枪炮,全都搜出来交给廖磊。韦拔群、陈洪涛死了,收藏的枪炮也搜出来了,叛徒便也没有了利用价值,廖磊下令把韦命周、黄家康等二十二个叛徒全部枪毙后,便把部队撤走,离开右江返回枊州。

反动统治又开始了。官府仍是原来的官府,苛捐杂税比原来更多更重,豪绅官吏更残暴了,所有的仇恨都加倍报复到革命家属和农民身上。

黑暗。令人窒息的黑暗。

11.燎原

那段时间,叛徒多,流言多,让人难辨真假。听到韦拔群遇害的消息,黄松坚不相信,只是心里很不安。从8月份开始,就接不到韦拔群和陈洪涛的指示了,西山被敌人封锁得厉害,所有的联络站都已被破坏。

12月底,派出去的联络员终于有了消息,却是个天大的坏消息,韦拔群和陈洪涛都被敌人杀害了,战士们低头哭泣,黄松坚的眼泪也不断往下流,在极其悲伤中,他还多了深深的忧虑,两位最亲密的战友牺牲了,右江特委和第三师党委遭到破坏,右江革命处在最困难的时刻,他该怎么办?离开西山前,师党委常委秘密会议决定,三个常委,谁活着,谁就担负起领导右江革命斗争的重任。如今,三个常委只剩下他了,他唯有振作精神,挑起重担。

右江下游临时党委正式改为右江下游党委,取代右江特委,领导整个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。黄松坚为书记,黄松坚、陆浩仁、滕国栋为常委。右江下游党委扩大会议召开时,春节刚刚过去,恩隆、思林、果德、向都、镇结、那马、都安、武鸣等县领导人和红军游击队骨干陆续到达,粮食紧张,每个人都自己带米来,多的七八斤,少的三五斤。

会场里风尘仆仆的40多人,让黄松坚眼睛潮润,想着这些人一路穿越层层敌岗,就为着坐到一起,把革命斗争坚持到底,便觉得内心里盛着一盆火。

红军游击队在四个地区的交界处进行了布防,农民协会陆续恢复起来了,交通站建起来了,情报站也建起来了。红军杀奸飞行队,夜行百数十里,神出鬼没,杀奸肃叛,处决土豪劣绅,老百姓都在悄悄流传,共产党没有走,红军没有垮。

被打散的红军战士在群众的帮助下,隐藏在各地,彼此暗中寻找和联络。中共黔桂边委书记黄举平一直设法与西山联系,隐蔽在西山的赤卫队员接到黄举平的信,串联分散隐蔽各地的十四名队员到弄京秘密开会,饮血同盟,重新组织革命队伍,每人凑出四十个铜板,给陈卜保作路费,去凌云县平乐区找黄举平。1933年冬天,黄举平克服重重困难,从黔桂边回到东兰,恢复各地党组织,成立中共东兰临时县委,以西山为据点,秘密建立农民协会、青年革命同盟会,重建人民武装。同时不断派人到右江下游寻找黄松坚等人,一直到1934年7月,才联系上,中断了一年多的黔桂边委和东凤党委组织的关系得到了恢复。

在滇桂边坚持斗争的同志也联系上了黄松坚,请求他去领导开展工作。黄松坚去到滇桂边,成立了滇桂边党委,右江革命根据地和滇黔桂边区连成了一线。革命的洪流汇集成汪洋,又一次冲击了右江的反动势力。

再漫长的黑夜,也终会过去。1949年11月29日,一面大旗在东兰城楼高高升起,鲜红的颜色映红了天空。在一片欢呼声中,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,迈着整齐的步伐,走进东兰城。街两旁站满了群众,手里拿着小彩旗,笑得停不下来。鞭炮声、锣鼓声,一阵响过一阵,年老的人兴奋地说,邓政委、张军长真的打回来了。红七军打回来了。年轻的人便认真地纠正,说,现在不叫红军了,现在改叫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
队伍真长呀,从城头连到城尾,怎么踮脚都看不到头,每个战士都挺直胸膛,雄纠纠地走着。人们在队伍中认出一些熟悉的面孔,当年的红七军战士,那些东兰人,凤山人,凌云人,都安人,右江各县的人,他们跟着邓小平、张云逸离开右江,如今又回来了。

叛徒韦超群在仓皇潜逃中,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,全国各地,哪里都有解放军,他觉得自己像一只丧家之狗,不,不如狗。东兰城里的鞭炮声、锣鼓声像长得有脚,一直追在他身后,响进他耳朵里,令他惊恐不已。逃跑之前,他是国民党东兰县县长兼联防总队总队长,他得意过,以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他相信过革命,也一起饮血盟誓,他作战勇猛,跟着韦拔群无数次出生入死,到头来,却背叛了誓言,调转枪口,对准那些一起盟誓的人,那些曾经亲密无间的战友。他不相信革命能成功,那么少的人,那么低劣的武器,没吃没穿,拿什么去赢?当上县长那阵子,每次进入城门,他都不由自主四处张望,仿佛韦拔群站在附近看着他。韦拔群的头泡在玻璃金鱼缸里,放在一把竖立的平梯上供人围观。展到东兰那天,就放在城门下。韦拔群闭着眼,怎么看都觉得他在笑,眼睛里一如往常的笃定、无畏和坚韧。韦拔群赢了,他说过革命一定会胜利。是的,革命胜利了,所有背叛的人都输了。

韦拔群为什么能赢?红军为什么能赢?共产党为什么能赢?在潜逃的路上,韦超群一直在想这个问题,在被抓捕的那一刻,他仍在想这个问题。他想起韦拔群的入党申请书:

“吾拔群,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,跟党铲除天下不平,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。热烈而生,热烈而死。”

也许这就是答案。

本文发表于《民族文学》2021年12期

2.敬告同胞

韦拔群打开箱子拿地契,母亲看过来,什么也没说,只轻轻叹了一口气。韦拔群说,阿妈,我们必须有枪。母亲便点点头。嫡母庶母在织布,织布机“吱呀”一声,木梭子鱼一样游过去,再“吱呀”一声,又游回来,要一直织到天亮,才会得到一整匹布。这些布是要拿到圩场上卖的。阿爸阿公相继去世后,这个家其实是三个母亲在支撑。韦拔群是长子,可除了一次次卖掉家里的田产,拿钱闹革命,并不曾往家里拿回一分钱。心里愧疚,便又说,阿妈,相信我,革命一定会成功的。母亲便又点点头。

改造东兰同志会的活动越来越难了,每到一处,韦龙甫都派人来阻挠。韦龙甫是六哨团总,手下豢养有大批亲信打手,坐拥几百亩良田,是东兰财力最雄厚、最有势力的人。势力越大,越比别人更害怕风暴。改造东兰同志会成立不久,韦龙甫就看见风暴,知道韦拔群把越来越多的农民聚拢到一起,就会把整个东兰掀起来。他决定在风暴还没形成之前,阻止并扼杀。

他们有枪。枪一拔出来,群众就慌忙四处逃散。韦拔群曾就读于贵州讲武学堂,在黔军驻重庆的张毅军部当过参谋,作为一个军人,上过战场,经历过生死,怎么会不知道枪的重要呢。改造东兰同志会也应该有枪。枪是胆。有了枪,就有了胆,就有了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抗的资本。

母亲不了解这些,她不懂什么是革命,她只知道,儿子做的那些,都不是坏事。他表弟陈伯民,族里的几个堂兄弟,还有家里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,都跟着一起闹革命去了。街坊邻居说什么都有,说韦拔群是败家仔,迟早会把韦家败光,说韦拔群在大年初一出生,是天降真龙,注定是干大事的人。这些话,她听了二十多年,听倦了,便也懒得听了。

她疼爱这个孩子。家里的人都疼爱这个孩子。五年前,韦拔群偷偷卖掉田地,带一百多人跑到贵州当兵,他阿公气得病倒在床。田地是他的命根子。还没发家之前,全家人种着几分薄田,还每天起早贪黑,做甜酒、编草鞋、织雨帽,拿到圩场卖,一家人省吃省穿,日子仍难以过下去。也是老天爷开眼,妹妹有一次上山开荒,偶然挖到一缸古窑银,韦家这才转了运。尽管到后来,韦家的钱越来越多,房子越来越多,田产也越来越多,阿公仍节俭到小气,舍不得多吃一块肉,多点一根灯芯。家里每个人都需劳作,仍像过去一样起早贪黑——饿过肚子的人,一旦节俭起来,或是奢侈起来,都会比别人更狠。

本盼着这个长孙能光宗耀祖,不承想,他一次次败家。阿公气得叫人杀了一只白鸡给他送行,这是东兰壮族风俗,杀白鸡给人吃,就表示决裂。誓言发得狠,阿公想孙子也想得狠,嘴上不允许家人提孙子名字,可谁都看得出来,他天天想他。这个孩子也是倔,离家几年,果真一次都不回来,他阿公一直到死,也没能见上他一面。不管别人如何议论,做母亲的非常明了,她儿子心善,从小就看不得穷人受苦,尽管被打得狠,仍一次次瞒着他阿爸阿公,把家里的钱粮拿去送别人。心善的人总不会坏到哪里去。

韦家九个长工,有些是来卖劳力挣工钱的,有些则是因为还不起债务,需要用劳力来抵债。一个人的劳力偿还不完,就拿全家人的劳力来偿还,一家人搬到韦家,住在隔壁小茅草房里,一些小孩子跟随父母,在没完没了的劳力偿债中,长大变老。来抵债的人,只得吃饭,不得工钱。

韦拔群闹革命后,便宣布佃户耕种他家土地都不用交租,欠他家债务都不必归还,还把来抵债的长工给解放了,付清工钱后,送给每人两陌水田(以谷种计量,十筒谷种为一陌)让他们养家。蓝阿妈不愿走,说还能往哪里去呢?留在韦家,还有一口饭吃,回家只有等死,死了倒也罢了,往荒山野岭随便一埋,可又到哪里找“埋葬地金”给山主呢。

蓝阿妈是瑶族人,官吏豪绅从来不把瑶族人当人,不许穿白衣服,不许进学堂读书,赋税征得也比壮族人汉族人重,还要为豪绅们无偿服苦役,打柴、抬轿、送丧等等,死后埋下地,还得给山主“埋葬地金”。

蓝阿妈舍不得韦拔群,这孩子她看着长大,有情有义,待穷人好,待瑶人好。在韦家,除了老东家、大东家待人刻薄,恨不得长工一天到晚干活,几个太太都蛮好,这样的东家还能去哪里找呢。

蓝阿妈来韦家究竟有多久了,连她自己也说不清,她背着儿子小山来那天,小小的孩子在她后背,蹬着两只黑瘦的腿,哭得声嘶力竭。阿公坐在堂屋里抽烟筒,脸扭到一旁,一脸嫌弃,嘴里叨叨叨乱骂。他讨厌小孩子哭闹。如今小山都长成大后生了。小孩子不懂贵贱,双方大人呵斥多少次,主仆两家孩子仍混在一起玩,韦拔群常偷偷跟这瑶家母子回西山,学得一口溜熟的瑶话。西山瑶族人都喜欢韦拔群。瑶族人被歧视得厉害,几乎所有的外族人都嫌恶瑶族人,这个富家少爷却不嫌,大老远爬上山来跟他们玩,还脱下身上穿的衣服送给他们。瑶族人心实诚,谁待他们好,他们就待谁百倍好。韦拔群跟很多瑶族人打了老庚——打了老庚就跟亲兄弟一样,大家就是一家人了。这次,韦拔群回来闹革命,很多瑶族人都扛着粉枪跑下山来,跟他一起干,小山也跟着韦拔群去了。蓝阿妈无处可去,便继续留在韦家当长工。

日子越来越难过了。1922年春天到来时,“援桂军”总司令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,将入桂的粤军全部撤回广东,省长马君武被迫辞职。原先被击溃躲散各地的旧桂系残部、游勇头目及土匪、豪绅又蜂拥而起,各树旗帜,割据一方,自封司令、师长,委派县长,设关卡,征收钱粮,相互攻杀吞并,老百姓被各路“自治军”压榨了一遍又一遍。

村里有人交不起租,被韦龙甫吊到树上毒打,鞭子每落一次,那人就惨叫一声,最后像死去一样,垂着头一声不哼。围拢一旁观看的农民神色凄惶。韦龙甫就喜欢看到这种表情。他就是要叫这些农民害怕。明知道把人打死,也交不起租,可仍得往死里打。杀鸡骇猴,这个道理谁都懂。当然,就算人死,债也不会跟着死的,老子还不了,儿子还,儿子还不了,孙子还,一辈辈还。

东兰大部分田地和山林都是豪绅们的,农民们种的几分薄地,最后也会变成豪绅们的——他们总有法子,把这些田地都搞到手,不顺从的人,就诬说是土匪,或随便加一个罪名,押送到衙署去。农民们是打不起官司的,这天底下哪有穷人讲理的地方呢?

东兰人要上衙门打官司,都必须先通过团总调解,调解不成再上衙门。东兰县署门前,每天都有一群差吏等在那里争领传票。一张传票每经过一个人的手,都会收取一道差费,到达被传者手中时,差费已高达三四十元,打官司的农民几乎没有不破产的。更让他们无望的是,这些官司,最后都归到韦龙甫的手里,无论有理无理,不送钱的人,最后都是败诉。东兰人都叫他“二衙门”。

韦龙甫喜欢听人叫他“二衙门”,他家里设有公堂、牢房,每次升堂办案,无论原告还是被告,都得给他送钱。他甚至专横到对农民的住房、穿着、行动、读书、婚事、丧事等都作了严格限制,强制实施连环保制度,以每十户为一甲连保,谁敢不遵守他的规定,全甲十户都要跟着遭殃,轻者吊打罚款,重者坐牢,甚至杀头。

没有田地,农民们只得去佃耕田地,把一半,甚至三分之二的收成交给地主,余下的粮食填不饱肚子,就上山挖山薯,找野菜。日子仍过不下去,就去借高利贷,付出百分之七八十,甚至百分之百的年利,到期还不了,还要利上加利。还不起债的人,就被抓去当苦工抵债,或是被逼着卖儿卖女还债。

省长走马灯似的换,县长走马灯似的换,东兰县每新来一个县长,韦龙甫都带着厚礼去拜访。他曾是刘日福手下的连长,有刘日福这座大山靠着,还要去巴结官吏,结交豪绅土匪。他得把这些势力都抓到手里,相互结成牢不可破的网。农民们都恨他,他知道,可那又如何?每一种势力都长得有利齿,轻易招惹不起。只有那些农民,什么也没有,注定被垫在最底,被人踩踏。从大清到民国,不,千百年来,哪一个朝代不是这样呢?当官的人,有钱的人,就是“老爷”“太太”“少爷”“小姐”,而穷人都是“灰”,女人是“亚灰”,男人是“五爬”,这些是壮话,也就是奴仆的意思,是低贱的,卑微的,任人宰割欺侮的。

这世间哪有什么公平的呢?有的只是不同的命。

韦拔群却偏不信命,他要为穷人抗争。改造东兰同志会的人都不信命。陈伯民、牙苏民、黄大权等人一起筹资,买枪买药弹,聘请手艺高超的铁匠,自制土手雷、土地雷、土枪、土炮,还四处发动群众献枪献刀,山里人大多打猎,家里都会有一两杆粉枪,或是大刀长矛,尽管武器简陋,东兰农民自卫军到底还是组建起来了。

1922年农历九月初九,在很多东兰人的记忆里,也是滚烫的。那天傍晚,等得太阳落到山后,就有人陆陆续续往银海洲走来。银海洲离韦拔群家很近,就在屋后的西山坳口上,那里有一片平展展的草坪,曾是明代土司的跑马道和演武厅。一百八十多人,在草坪上随意地坐着或站着,轻声聊起各区闹革命的事。东兰、凤山、凌云、都安、百色,不同区域的壮话音调,混合到一起,像沸腾粘稠的粥。也有一些瑶族人,汉族人,他们抱着枪坐在树下,离得人众有些远,间或说上几句话,或是一直沉默着。

陈洪涛也来了,坐在人群中,几次站起来又坐下去,满脸的兴奋,几天前接到韦拔群的信,他便盼着这个晚上。这个少年,在圩场上听了韦拔群那番话,觉得新鲜,以后又去听了几次,此后便一直相跟着。改造东兰同志会带领群众去清算大土豪杜瑶甫,他作为学生代表也去参加了,他还学着韦拔群闹革命的方法,带领学生与封建校董作斗争。

陈洪涛看到人群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,一些他的同学和朋友,都是略带稚气的脸,眼睛里闪动着燃得旺旺的火焰。他们曾相约着,一起辍学去跟韦拔群闹革命,被韦拔群劝住了,让他们安心读书,刻苦学习,日后必有用武之地。不少人后来考上了广西省立第五中学、广西省立第三师范等学校。陈洪涛家里穷,考上省立五中,父母却没钱供他读书,韦拔群发动乡亲们资助,凑足学费,送他去上学。后来又以国民党东兰县党部的名义,选送他和陈鼓涛到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习

韦拔群来了,沸腾的粥便安静下来,一百多双眼睛全都看向他。韦拔群眼睛含笑,里面仍是笃定,他朗声说,乡亲们,我们的革命同盟会,今天正式成立了!全场便又粥一样沸腾,所有的人“哗”地站起来。韦拔群说,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推翻反动政府,打倒军阀,铲除土豪劣绅,反对帝国主义侵略,使我们子孙永远自由幸福。

改造东兰同志会在几个月前就改为东兰公民会了,是的,这个社会是无法改造的,它连根烂掉了。这个社会只能再造。

已有人架起刀门,还有人抓来鸡,手起刀落,热腾腾的鸡血滴进酒里。点了香,喝了鸡血酒,发了誓,背叛誓言的人就会像砍了头的鸡,断成两截的香。

血酒从一个人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手里,誓言是滚烫的,打倒军阀!打倒贪官污吏!打倒土豪劣绅!不交租!不还债!不纳税!这个晚上,银海洲的声音久久难以平息,聚集到一起的这一百多人,后来大多成了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。

就在这一年秋天,很多山村学校的老师都收到了一封信,里面是一张约一尺见方的传单,题为《敬告同胞》,是韦拔群等十一位东兰公民会的人,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的名义印发的。多年后,这些青年教师变成沧桑老人,坐在自家门前,给年轻后辈摆起当年参加革命的事,仍不忘提起这份传单。这是东兰农运最早的文献,一个世纪过去,后人阅读这泛黄的纸笺,仍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满腔热血和澎湃激情。

各位同胞请听:群等因愤世之不平,恨无力以打破,烦闷已极。特邀同志数人,游历国内,已得二年了。此二年中,观察所得,我国的内乱,都是由军阀争夺地盘,政客互夺饭碗,官僚专铲地皮,绅士争食弱肉,田主掳掠农民,富翁盘算贫者,兵灾匪祸,饥饿死人,到处皆是。不得了啊!要救这种危局,除非实行孙中山先生之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主义,没有别的可以挽救。希望我同胞,团结起来,先要打倒侵略我国的洋鬼子,铲除祸国殃民的大军阀,实行国民革命。

亲爱的学生们:文明世界,是你们创造出来,为什么倒反困处黑暗地位呢?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学生军,宣传主义,扫除文化障阻,打破世界不平,救出地狱里亲爱同胞,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农民们:一切米食,都是你们耕作出来,为什么自己倒反要饿死呢?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农民协会及农团军,争回我农权,救目前贫苦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工人们:凡百用品,都是你们手创出来,为什么自己倒反一无所有?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工人协会及工团军,谋自身之利益,实行八小时劳动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商人们:军阀作乱,到处兵匪,生意便做不成,全家都要饿死,请大家联合起来,加入我团体,组织商民协会及商团军,扫除你们的障阻,保护你们的利益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亲爱的绿林散兵们:劫掳拉生,本出于万不得已,但是只能做一时,不能长久,请大家醒悟起来,编为正式军队,食国家的粮,向光明的路走,请大众幸福,请起来起来,努力奋斗!

 
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韦拔群 黄大权 韦钟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陈新图(即陈伯民) 黄树林  启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陈敏藻 梁士书 陆树兰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韦午元 韦界新 牙苏民
【网络编辑:黄素云】